萧功秦：我更担心改革被锁定

我现在不能简单地说是一个新权威主义者。现在，我更多的表达和自由派没有太大区别。

新左派可能更多地和底层阶级形成某种联合，自由派可能更多地和中产阶级进行某种结合，新权威主义也可能和企业家，和所谓的技术官僚找到某种结合点，未来的民主恰恰需要这种结合，才能真正促使多元的政治力量出现。

作为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萧功秦遭到了知识界众多反对。有意思的是，同为上海知识界“三剑客”的朱学勤把萧功秦定位为“吾敌吾友”，徐友渔则认为萧是一个“书生”。

在萧功秦家看到他那些藏书时，我没理由不信他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萧功秦说，他喜欢看曾经失意的历史人物的回忆录，因为失意的人物会反思，而那些一直高高在上的人的回忆录没什么好看的，“和政论差不多”。

简而言之，萧功秦的新权威主义是作为激进主义的对立面存在的。他不否认中国应走向宪政，但过渡阶段需要开明专制，现代化需要权威者主导，政治稳定是现代化的必要前提。这种看法源自严复。但乐观主义者萧功秦无法证明，他所寄望的权威者为什么会必然将中国带向现代化，而不是走向路径依赖和路径锁定。萧说，在激进主义退潮后，新权威主义已经和温和自由派合流。

（向春/图）

高层对我不鼓励，也不反对

南方周末：朱学勤先生在一篇叫《吾敌吾友》的文章里透露，你的观点曾得到高层赞赏，有这事吗？

萧功秦：不存在。简单地说，高层对我应是既不鼓励，也不反对。1980年代末，有人向邓小平汇报，说知识分子中有个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讨论，这派人认为，所有后发展国家民主化初期都需要一个权力集中的阶段，民主只能在以后搞。邓小平脱口而出：我就是新权威主义者。不过，这个字不好，要换一个字。

我那套想法和主流意识形态也有很大差距。新权威主义是作为激进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认为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推进激进民主，将会带来灾难。

新权威主义刚刚出现时，多数人不理解，认为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对中国造成巨大灾难，为什么“文革”刚结束，又要支持一种新权威？一个正常人不会这么讲话，讲这个话的人要么低智商，要么居心不良，大部分人认为我居心不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南方周末：何新跟你有区别吗？

萧功秦：我把他划分为国家主义者。国家主义和新权威主义都强调不能直接照搬西方那一套民主模式，强调现代化过程需要权威。但何新身上没有民主导向。

曾有个老板问我，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说新权威主义？我说：只有铁腕才能造成政治稳定，只有政治稳定才能经济发展，只有经济发展才能造成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只有社会利益的多元化，才能形成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契约精神，只有有了这种契约精神才能有宪政民主。某种意义上，新权威主义主张具有开明导向的铁碗政治。

当然，我并不认为所有的新权威主义都会自然而然地走向宪政民主。

危机中的变革一定会陷入两难状态

南方周末：你对从康梁到孙中山黄兴的激进主义多有批评，如果不是屡屡被激进革命打断，今天的中国是否早已实现宪政民主？

萧功秦：很难说如果没有康梁孙黄中国就一定会走向现代化。

如果清末的改革机会一开始没给康梁，而是给张之洞、刘坤一这些比较温和的人，可能改革者和慈禧太后的关系就不会那么糟，也就不会有后来极端保守派的上台，当政者就不会支持义和团。统治者有了深度危机感，此时推行清末新政，已来不及了。危机中的变革一定会陷入两难状态。

南方周末：为什么激进主义后来会在中国越来越发酵？如果皇帝是汉人，辛亥革命是否可以避免？君主立宪是否可能实现？

萧功秦：明朝那些皇帝就一定好吗？明朝皇帝的道德素质、责任感甚至智商整体上都比清朝皇帝差很多。但的确清王朝是异族王朝，一旦陷入困境，它的合法性流失的速度要比别人快得多。

极端保守一定会出现极端激进

南方周末：与对康梁孙黄的态度相反，你长期推崇作为新保守主义先驱的严复的思想，主要考虑是什么？

萧功秦：孙中山为什么没成功？为什么所有后发国家直接建立民主政治统统失败了？严复的论证非常清晰，民主是个好东西，要把它移植进来，但要真正成功需要另一些条件支持，但你把第二批条件移植进来，发现后面还有一些配套条件，怎么办？严复打了个比方：有人想使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