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后，利比亚的未来会更好吗——利比亚与伊拉克的转型对比

伊拉克模式好处是外力主导，短平快，但没有安理会的授权；利比亚模式是凝聚了国际共识之后的有限外力干预，内力主事，但起效较慢。

人们在的黎波里的沙滩上享受革命胜利的假期，几名年轻人举着利比亚新国旗，面朝大海迎风奔跑。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2011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辞职发表讲话，说“我们的有生之年，很少能有幸见证历史的发生，而现在正是这样一个时刻”。几天之后，他可能就会后悔这话说太早了，因为此时，阿拉伯民主化浪潮的后面几个波峰还没有抵达，令观潮人大饱眼福的更壮观画面还在后头。2月15日，利比亚的班加西、的黎波里等城市发生示威，要求执政了42年的卡扎菲下台，掀起了大戏的序幕。在半年之后的8月底9月初，终于演到了大结局，与观众的心理预期相去不远。

很显然，“破”的阶段即将结束，“立”的阶段正在到来，利比亚的“布新”能否在给力程度上不逊于“除旧”？乐观者激情澎湃，相信利比亚事件破除了亨廷顿伊斯兰文明与现代文明不能兼容的论断，悲观者不以为然，预言利比亚可能将成为极端势力的逐鹿之地或“另一个伊拉克”，孰是孰非？

国际干预的模式不同

把利比亚和伊拉克放到一起比较，并不专断和随意，两国在地理、民族与宗教及转型前政治上相似之处颇多。

两国都位于环地中海的“新月地带”，同属阿拉伯世界。根据2009年Pew研究中心报告，利比亚、伊拉克的穆斯林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96.6%和99%，但前者基本为清一色逊尼派，后者什叶派与逊尼派的比例大致为2∶1。独立前，两国均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转型前，两国均是被“超凡魅力型领袖”统治的世俗专制国家，“大阿拉伯利比亚社会主义民众国”的卡扎菲和“阿拉伯社会复兴党”的萨达姆执政都超过40年，都奉行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而且，两国在转型期“破”的阶段都有国际力量干预，不过外力干预及国家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