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的南城北城——一位维吾尔族作家的穿越生活

所谓“民族问题”其实不是问题，是伪命题，汉族的民族主义和维族的民族主义，都是需要超越的。

写作营中， 帕尔哈提 （前右） 在红柳沙包跋涉。 （黄永中/图）

2011年7月4日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乌鲁木齐市大湾夜市上请大家吃羊肉串。 （CFP/图）

“不速之客”

维吾尔族作家帕尔哈提·吐尔逊在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和博士连读六年，2011年6月拿到博士学位，在北京没有找到工作，刚刚回到了他原来工作的新疆群艺馆。

2011年7月6日西部杂志社主办了“中国西部作家天池写作营”，活动最后两天的地点在天山天池和阜康市附近的沙漠边缘，帕尔哈提也来了，他是来找参加“写作营”的中央民族大学一位老师敬文东教授的。

“不速之客”帕尔哈提的出现略显突兀。他似乎让这个来自西部12省区的五十多位以汉族居多的作家群体产生说话的某种顾虑。

但这种顾虑很快打消。帕尔哈提跟活动的操办者《西部》杂志总编辑、诗人沈苇是老朋友，他给敬文东以及其他来自内地的作家递烟，在酒桌上一起喝酒，在红柳沙包上一起跋涉，晚上的胡杨林间的篝火晚会上，他的眼神有一种忧伤。他朗诵了一首三个世纪前的维吾尔诗人麦西来甫的诗歌：“另一个世界的酒，让我恍惚飘然……只有在神面前，才能说出真谛。”

沈苇到新疆已经23年了，在“七五事件”前，出版过多部诗集。赞美乌鲁木齐的诗歌《混血的城》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七五事件”颠覆和否定了他的文学和审美观念。“馕的血，烤肉的血”混在一起。

沈苇写了组诗《安魂曲》，组诗中有一首叫《乌鲁木齐墙》：“一堵可见的墙名叫柏林墙，或者巴勒斯坦墙，一堵看不见的墙，名叫乌鲁木齐墙。”“汗腾格里清真寺的大阿訇，对凤凰卫视的记者说：‘现在，我们不去他们那边，他们也不来我们这边……’”但“七五事件”后，宣传很快转入“民族团结”的主题，没有作家对悲剧发言，《安魂曲》在很多地方得不到发表。

2011年6月，《安魂曲》终于获得了一个有影响的民间诗歌奖“柔刚诗歌奖”，沈苇把5000元奖金给了两个受伤者，其中一位是在二道桥居住的56岁的妇女，在“七五事件”时从一辆燃烧的公共汽车的车窗上逃出，至今还有几百块玻璃留在体内。她从此上街总是瞻前顾后。

2010年4月，沈苇被任命为新疆作协的刊物《西部》杂志的总编辑，负责改版。沈苇从“七五事件”以来的心情压抑中走出来，也走出“汉族诗人”的自我，他觉得必须行动起来。

“中国西部作家天池写作营”是他“行动”的一项内容。“7月5日”是个敏感的日子，客人的报到日期于是放在了7月6日。

因为天池风景区住宿紧张，写作营安排新疆本地作家来的不多。为了帕尔哈提，沈苇调整出了房间，让他参加了最后两天“写作营”的活动。

住在26楼的维族诗人

帕尔哈提刚搬进了装修一新的110平方米的家，这栋位于新疆文化厅大院里的新楼，是2009年“七五事件”那一年盖的。文化厅位于解放南路和延安路交接处，是“七五事件”的主要发生地点之一。

那时暴徒们试图冲进文化厅的院子，因为院子里有正在施工的内地汉族民工。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文化厅干部们，自动拿起木棒，戴上自制的臂章，巡逻护院，他们不想让盼望已久的新楼成为泡影。文化厅是个老院子，原来是苏联领事馆，房子老旧狭小。

帕尔哈提那时还在中央民族大学读研究生，暑期回家时还住南门40平米的小房子里，和父母孩子挤在一起。那个房子一边是南门的清真寺，另一边是和平南路的天主教堂。

帕尔哈提1999年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自杀的艺术》，小说运用西方现代派的手法，穿插基督教和佛教的典故，也涉及性和精神病。小说在维吾尔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和争议，网络上对他有褒有贬，一部分读者把他看成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一部分读者则视他为“异教徒”。他说他因此而上了极端恐怖势力的暗杀名单。帕尔哈提甚至听到一种说法，他的房子因这部小说而“朝天主教堂那边移动了1米”。

南门一带在“七五事件”后曾实行交通戒严和宵禁。警戒解除后，南门一带形成了乌鲁木齐看不见的分界线，这条线以南的山西巷、二道桥、赛马场、新华南路到跃进街一直到和平南路口，维族集中居住的地区，被叫做“南城”，其他部分则叫“北城”，也即以汉族为主的城区。

这种叫法以前是不存在的，尽管生活差异很大，但交流活跃。乌鲁木齐人都喜欢逛二道桥，去那里吃小吃，买价廉物美的纱巾、服饰和民族工艺品。此外，这个面积颇大的区域，有着很多重要的机构和部门，比如自治区人民医院、文化厅、教育厅、农业厅、八路军办事处旧址、新疆大学、天山电影制片厂、新疆电视台、新疆啤酒厂等，其中杂居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人也很多，是一个色彩缤纷很有魅力的城区。只不过偶尔因为深夜醉酒，会发生一些动刀子的事件。现在，上街已不准带小刀子了。

夏季是新疆的旅游高峰期，每天大约100辆旅行社大巴进出国际大巴扎（市场的意思），游客主要是内地人和国外客人。山西巷、二道桥、国际大巴扎，这些“七五事件”发生的主要地点，人流熙熙攘攘，汉族面孔不多。在南门以北的人民广场，人们挨得很近地坐在花坛的水泥台边，汉族中间夹杂两三个少数民族，所有人都神情淡然。

赛马场、跃进街等在“七五事件”中发生最血腥案件的地区，整个一大片低矮的街区正在被拆迁，代之而起的是一栋栋正在建设的高楼，居民将就地安置。

帕尔哈提注意到，“七五事件”以后，二道桥的一件衣服的售价一百多元，而在乌鲁木齐其他地方的卖七八百元。过去，乌鲁木齐的汉族人喜欢到二道桥逛巴扎，现在本地汉族人去得少，这样形成了两个互相隔离的经济圈，同样渠道进货的商品，在二道桥售价就低得多。

事实上，帕尔哈提的房子从南北交界线朝南移动了一段距离，搬进了文化厅，他成了“南城”的居民。

文化厅的房子建好后，单位内部维族和汉族干部互相换房，在大院住的汉族干部换到北京路等汉族人多的地方，而在其他汉族人多的地方居住的维族人，则搬进大院。与乌鲁木齐一度呈现的趋势相似：维族人向“南城”集中，汉族人向“北城”集中。“南城”的楼盘也一度少人问津，“北城”的楼价蹿升得厉害。

这些年来，帕尔哈提的内心孤独，处境颇为尴尬：一方面他因为小说得罪了本民族的一些人，另一方面，在汉族知识分子那里，他又被保持了距离。

2010年元旦，帕尔哈提过生日，晚上和朋友喝酒喝醉了。好不容易遇到一辆出租车下客，帕尔哈提赶紧过去抓住车门，汉族司机找借口不拉他，他一急，抓破了司机的衣领。这时，来了一个特警巡逻队。司机告他打人，帕尔哈提也委屈，对特警队说，“这个司机是民族分裂分子，他不拉我。”这些从内地来的年轻特警们，一看情况就笑了，让他们各走各的。接着又来了一队维吾尔族的巡逻联防队，不由分说把帕尔哈提抓到派出所，关了一夜，理由是：“现在什么时候，你还敢打人！”

有意思的是，帕尔哈提在小说中写到主人公的自杀，“从26楼跳下去，保证能够准确地达到目标，不至于造成残次品”，他在文化厅的房子，刚好就是26楼。

2011年6月，维吾尔网站投票选出了维吾尔当代文学中30部最有影响的小说，《自杀的艺术》名列榜首。这令帕尔哈提多少感到欣慰，因为支持他的人毕竟是多数。

南城北城交界处的餐厅

“西部作家写作营”活动结束，作家们从天池下来，回到了博格达峰下的乌鲁木齐。分别前夕，彼此呼朋引类杯盏酬酢。帕尔哈提也与南方周末记者约好下来聚聚。

在天主教堂的马路对面，这两年新开了一家清真餐厅。这个地方正是位于“南城”和“北城”分界线上。

记者遇到一些维吾尔族朋友请客不约而同都选在了这家餐厅。在请客选择餐厅上，他们可能颇费了一番心思。按照以往的情形，维吾尔族朋友的请客，多半选在二道桥、国际大巴扎甚至团结路一带装修得富丽堂皇的清真宴会厅；但可能朋友考虑到被请的汉族朋友那么“深入”南城会有思想顾虑，而在“北城”区，找到一家维族朋友熟悉的清真餐厅也不容易，况且，太朝这边“深入”他们的心理上有顾虑。在这种缜密的斟酌之下，选在南城北城交界处的餐厅，似乎再妥当不过了。

和帕尔哈提的“聚聚”，也被选在了这家南北分界线上的餐厅。这家餐厅的生意很好，往往要先预订位置，否则就得在前厅的沙发上等待空位。老板非常热情，但这里是快餐厅，不能吸烟和喝酒。

吃完饭后，帕尔哈提邀请记者和西藏诗人贺中去他家坐坐。于是步行穿越二道桥、国际大巴扎，最后到达文化厅的大院，来到他位于26楼的新居。他跑了很远买了十几瓶冰镇啤酒。三个人在他的客厅慢慢地坐喝一个下午。他的两个小孩在厚厚的地毯上玩耍。他的书架围了两面墙，书柜中除了汉文书，还有很多是英文和维文书。

他指了指书架上的英文原版的《尤利西斯》说，他曾想把它翻译成维文，可是出版社却说“太晦涩”。

2007年，帕尔哈提在中央民族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听了旅德诗人张枣的课，从此为张枣所吸引，他到张枣在民族大学西门的留学生公寓去玩，有时在酒吧通宵聊天。2010年3月8日，他得到张枣在德国去世的消息，感到十分孤独。几次徘徊在他们曾经彻夜长谈的酒吧，睹物思人。

2011年，帕尔哈提完成了博士论文《察哈台维吾尔文经典文献〈莱丽与麦吉侬〉研究》。《莱丽与麦吉侬》是十五世纪维吾尔诗人泥扎木丁·艾里希尔·纳瓦依写的7200行长诗，帕尔哈提第一次把这部长诗从察哈台维吾尔语翻译成汉语。这些年，各族知识分子相互间的交流少了，文学翻译的基础工作也有所荒疏。他想做的也是沟通的工作。

“阿凡提的幽默”是维吾尔族人的教科书。帕尔哈提小时候听父亲讲了很多笑话，他在阿凡提故事集中找不到，父亲说，“我就是阿凡提呀”。

啤酒消磨着帕尔哈提的苦闷。他的独立和超前的文学和社会观念，引起他预见到的反弹。但他不能改变自己。

一位在新疆研究维吾尔语言的美国犹太学者成了帕尔哈提交流看法的朋友。这位犹太学者把帕尔哈提的两首维吾尔文诗歌翻译成英文，发表在2011年出版的美国《Hayden's Ferry Review》春夏季合刊上。

夜市合影上微博

在帕尔哈提家喝完啤酒，晚上记者要参加一个汉族作家朋友设的饯行宴。帕尔哈提没有问记者要去哪里，跟着就出门，记者便带他一块去赴宴。

饭局设在北门附近的一家湘菜馆。又一次做了“不速之客”的帕尔哈提进门的时候，包括沈苇在内的所有人都略微一惊，继之以喜。帕尔哈提被让到了主座就座。做东的朋友赶快从旁边的清真餐厅点了几盘清真菜，放到了餐桌上。大家皆大欢喜，跟帕尔哈提抢着吃清真餐。

端起白酒一起碰杯。他们说到横亘在他们中间的那道无形的墙，它横亘在“南门”，也横亘在两个民族的知识分子之间。但其实他们之间有什么仇视呢？他们只不过是民族不同、习俗不同，诗歌、文学和友谊把他们联系起来。他们理性地直面“七五事件”，认为所谓“民族问题”其实不是问题，是伪命题，汉族的民族主义和维族的民族主义，都是需要超越的。

沈苇和帕尔哈提都发现，“七五事件”过去两年了，他们还是第一次坐下来正面地谈这个话题。

这天晚上，帕尔哈提和沈苇以及沈苇的作家朋友认真地探讨这个一直回避的话题，结论是，创伤需要抚平，“墙”需要打破，新疆不能纠缠于“民族”问题。在民主和法治的框架下，各民族就能团结和统一起来，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在一起。

帕尔哈提告诉沈苇和其他汉族作家朋友，尽管他受到恐怖势力的威胁，但他有过调查，真正的极端民族分裂分子是极少数，绝大多数的80后、90后不接受民族分裂思想，他们渴望的是通过民主和法治的渠道表达各民族的诉求、权益甚至不满，而不是通过暴力。

深夜方才散去，帕尔哈提意犹未尽，跟一位汉族作家卢一平去他的家里继续喝酒聊天至凌晨。

第二天晚上，在帕尔哈提家楼下的露天夜市里，几个维族朋友约南方周末记者一起吃烤肉，帕尔哈提也来加入。这里是“北城”深入的地带，记者是惟一的汉族。有一个维族朋友用手机给记者和其他维族朋友拍了照片。并说，你发上微博吧，就说我们一起在乌鲁木齐的露天夜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