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的陌生人——暴力工厂

入狱五年之后，杀人者阿星终于说出了杀人的原因。五年前，打工者阿星在杀死工厂管工后联系南方周末，坦承报复工厂拖欠工资，并在本报记者的劝说下向警方自首。现在，他承认那也是一场有预谋的抢劫。阿星来自一个以“出产砍手党”闻名的村庄，在阿星入狱前后，他曾经的同乡好友几乎都因抢劫被捕。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进城打工——辞工——犯罪；他们的经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数据的缩影：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占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以阿星的叙述为线索，南方周末力图还原一群从乡村到城市的年轻人成为“砍手党”的故事，这是一个有关尊严缺失和梦想破裂的故事，是属于一群在城市化大潮中被离弃和排斥的人群的故事。而如何更好地接纳与善待这个在城市化进程中做出巨大牺牲与贡献的人群，或是避免阿星和他的同乡们的故事不再重演的解决之道。

在深圳公明马田村，上班与下班的打工者汇聚在交叉路口。这就像他们交叉而过的人生，有些人日复一日地打工，有些人从打工者变成犯罪者。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翁洹/图）

那是2005年7月8日的傍晚，闭文星（绰号阿星）最后终于无法控制由来已久的强烈自我暗示，用两把西瓜刀与一把弹簧刀捅死了工厂的管工。随后，这名20岁的农民工逃亡到深圳公明镇并找了部公用电话，联系上了曾经打过交道的记者——也就是我本人，然后在我的劝说下，向警方自首。

他作了一番充满道德义愤的陈述：在辞工时，老板拖欠他962元的血汗钱，管工扣押他的身份证并辱骂他，他一怒杀人。

这被许多人视为社会悲剧：逃离凋敝的广西农村，旋又陷入城市的压榨与歧视。阿星在自首时坦承，他的理想只是谋一份每天工作八小时的活，攒够钱，在城市做点小生意，不再活得像一个找不到未来的农民工。

这其实只是阿星的一面，五年后我们在监狱里再次相见，他终于愿意坦露自已的另一面：

当时他不只是报复，其实还是一场与另一名同村打工者冯春毫预谋数天的抢劫，虽然他们最后只抢到了400元。

在狱中忆起抢劫的念想涌上心头那一刻，他承认那时没有来自道德的羞耻与惊慌。相反，这是他的成长经历长久以来给予他的暗示，他的堂叔赵民显在深圳公明曾是风光无限的“黑社会大佬”，在贫困的家乡最早拥有私家车；常带他玩的表哥言明显，自从辞工后混社会、搞抢劫后就生活得光鲜有钱、不再受人气。那时，他们村里的许多年轻人加入了抢劫这个行当。

他们都出生于同一个村庄，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在广东的媒体上，这座村庄更为响亮的名字叫“砍手党山村”。他们也许并不是在广东作案最多的群体，但却因为曾经发过的几起闹市“砍手”抢劫而震惊公共舆论。

在一个只有两千人口的温江村，因为抢劫被刑事处理的有一百余人。这个村庄参与犯罪的年轻人差不多已被抓尽，但又在上映乡其他的村庄遽增，整个上映乡保守估计有三四百年轻人在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地抢劫被抓。

阿星迫不及待地从我的嘴里了解家乡的近况。真相让这名死缓犯人的脸上呈现出难以名状的痛苦，每得知一名老乡落网，他都会用双手抱住头，沉默良久。在他入狱后的五年里，他的同乡好友还在陆续落网，连他敬重的老村支书冯成金的儿子与侄子都先后因抢劫被抓。

阿星与他同乡的犯罪被学者们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中国社科院在2011年2月24日发布的法治蓝皮书中称，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已近亿人口，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约占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新生代农民工“共同犯罪、团伙犯罪突出”。而这类犯罪在外来工集中的珠三角地区，所占比例惊人。据警方资料，像温江村打工者集中的深圳公明街道，98％以上的刑事犯罪都是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的外来人口犯罪。

多年后，南方周末记者重新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