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是是非非同性恋影展

林奕华策划的最后一次同性恋影展的海报（1998年）

　　香港导演林奕华的舞台剧《水浒传》2007年5月底将搬到北京上演。此前在台湾演出，宣传海报上台湾演员张孝全半身赤裸，肌肉健硕，被人追问是不是同性恋，可能因为他一出道就开始演同性恋题材，从第一部《孽子》，到入围金钟奖的《拍卖世界的角落》。其中最近的一部《盛夏光年》不仅入围了去年的台湾电影金马奖，还成了去年年底香港同志影展的开幕影片。

　　2006年11月在香港举办的“同志影展”已经是第17届，本届的主题是“跨性别”，围绕变性人展开，也就是“LGBT”（lesbian，gay，biosexual，transexeual，queer）中的“T”。

　　香港同志影展：不仅仅是文化活动

　　“香港同志影展”的设想萌生于林奕华在欧洲游历所感。林奕华看到欧洲的艺术电影院，规模虽然小，但是很令人羡慕。同样是公开身份的同性恋者，欧洲的“同志”电影节做得非常有生气，是对小众族群一个很好的鼓舞。

　　林奕华觉得，“同志”的族群在平常的生活里没有很多空间和渠道可以接受到这些资讯，应做一个同志电影节弥补这一空缺。林奕华的这一想法得到香港艺术中心主管黄爱玲的支持。

　　从1992年到1997年，每年1月到2月间，香港艺术中心都会举办同志电影节，由林奕华策划，每期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主题。1989年首次影展期间，林奕华发现但凡有爱情故事、有不穿衣服男体的影片票房都很高，在以后的影展中，他一直试图挑选出更具有探讨意义的影片，比如在1992年策划了一个“女同志”单元，以往的三级商业色情片中，女同性恋者的性爱场面是为了取悦男性观众，所以这个单元收集了“女人为女人而拍的情欲电影系列”，包括纪录片《芭芭拉·咸玛的探索》、德国的《处女机器》等。

　　到了1993年的影展，林奕华在电影简介手册中明确地写出，此次同志电影节“除了是文化活动，也是政治活动”：“当我谈到政治的时候，是说在一个以异性恋为主的社会里面，同性恋的、双性恋的或许是变性人，他们对于性的权利都是要服从于主流价值以下的。”

　　这一次影展中，一部片长10分钟的纪录片《男孩子生活》被港府娱乐事务管理科下属的电影检查分部禁播。该片导演也是一名男同性恋，影片介绍了一个名为“手淫”的俱乐部，男孩之间通过互相手淫这种相对“安全”的性行为避免感染艾滋病，片中有部分镜头可见男性的性器官。

　　时任香港艺术中心电影节目经理的蔡甘铨认为，香港现有的电影三级制度已经足够保障观众，既然片子已经被定性为三级片，就应该尊重成年人有自行选择观看的权利。而林奕华则在报章中批评电检人员墨守成规，既然当下艾滋病泛滥，就更不应该回避这种公开的讨论。

　　该片在正式影展前的一次小型展映单元中被禁。香港艺术中心立刻向文康广播科提出抗议，最终《男》片得以和其他五部影片在1993年1月的香港同志影展中套映，由于14日、15日的放映都满座，在考虑加映的时候，香港艺术中心还收到一封故意用左手书写的匿名信，声称，如果蔡甘铨经理仍然坚持将这部使风气继续变坏的电影加映，那么他将要“负上全部责任”。

　　匿名信事件无疾而终，《男》片也得以顺利映出。这次实践更加证明了林奕华的观点：“同性恋不单是个人选择———但凡一件事牵涉到大众对小众的利益利害、强势跟弱势的权利均衡，便应该放在社会与政治的角度来进行考虑。”

　　林奕华和香港同志影展的关系到1998年为止。由于票房的原因和林奕华的退出，1999年香港文化中心没有举办同志电影节，2000年起，由电影投资人博伟达以及导演杨曜恺接手，一直举办至今。他们在2001年8月更进一步成立了“香港同志影展协会”，并从2002年开始自力策划举办而不再依赖香港艺术中心，后者从过去11年的主办单位变为协办单位。到2003年这一届，香港艺术中心的名字已经不再出现在主办、协办名单上。

　　从2001年开始，内地导演崔子恩的电影开始进入香港同志影展的视野，崔子恩编剧并出演、刘冰鉴导演的《男男女女》摄于1999年，当年获得洛迦诺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大奖。2003年他导演的《丑角登场》也入选洛迦诺电影节，这部电影的“酷儿”风格更加明显，多段式的松散结构，牵连起一群跨性别的人物，有变成妈妈的爸爸，也有变成爸爸的妈妈，过去的哥儿们化身为曼妙女郎……

　　内地同性恋电影节：提前闭幕

　　在中国内地，同性恋电影和影展则是另外一番景象。

　　在同性恋人群中影响极大的关锦鹏的影片《蓝宇》惟一一次公开放映，就是2001年在北京大学的首届同性恋电影节。这是同性恋电影在中国内地历史上的第一次公开大聚会，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中国本土独立制作的同性恋电影：《东宫西宫》（1996）、《男男女女》（1999）、《今年夏天》（2000）、《旧约》（2001），还有20多部港台和国外电影。

　　同一年还发生了另外两件跟中国内地同性恋者有关的大事：第一，同性恋第一次不被认为是“病态”，中国精神病学会颁布了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二，国内电视台第一次公开讨论同性恋话题，湖南卫视的《有话好说》做了一期主题为“走近同性恋”的节目。

　　所有的校园活动都要向校方报批。活动主办者张江南承认当年在筹备做同性恋电影节的时候，在标题上打了马虎眼，他没有用“同性恋”三个字，审批报告上写的是“同志电影展以及文化节”，但是在报告内容里面他详细列出了有关同性恋话题的探讨，同性恋电影的放映，以及探讨艾滋病问题的讲座。

　　当初审批通过这个活动的团委指导老师是北大哲学系美学方向的在读博士生，后来解释说他并不知道“同志”是什么意思，他以为就是平时所说的“革命同志”，完全没有想到会跟同性恋扯上关系。

　　从曾经是另类艺术青年聚会的北大小东门到活动的举办地———北大图书馆南配殿，沿途可以看到各种活动的条幅和海报指示牌，却惟独没有看见关于“同性恋电影节”的任何宣传海报和指示路标。

　　但正式开幕时，仅能容纳300多人的北大图书馆南配殿座无虚席，10元的票早已提前两天卖完，还有人过来问：有站票吗？过道上、空地上、窗台上都坐满了人。

　　“作为此次活动的主办方，我们基于电影艺术谈电影，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电影专题来讨论，我们并不想对此制造什么奇怪的想法，它（同性恋）和我们一样平常。我们对所有的人说我们是在谈电影。”张江南在开幕式上这样讲，他当时还是电子系的大二学生，当了将近一年北京大学影视协会的会长，为了筹备这个电影节，他几乎一个星期没有睡觉。

　　除了新华社，《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凤凰卫视等众多媒体，镜头对着台上的四位嘉宾———崔子恩、程青松、李银河、张元，前两位是电影研究者，也是公开身份的同性恋者，张元带着《东宫西宫》的胶片来参加这次影展，这部电影的剧本出自已故作家王小波的手笔。李银河在开幕式上说，王小波为了这个剧本“写得眼睛都绿了”。

　　14日下午在北大图书馆南配殿放映了两场电影，分别是蔡明亮的《河流》和法斯宾德的《雾港水手》。

　　下午，就在电影节正式开幕前，贴在三角地的活动海报被撕掉。

　　这次影展在清华大学建筑馆也有一个会场，但是放映了一轮四部片子之后，被清华大学团委紧急叫停。

　　12月16日，按日程安排，影片《蓝宇》的放映将在下午2∶00开始，之前选片的过程中，北大影协先联系到了《蓝宇》的制片人张勇宁，电影节开幕前一周，《蓝宇》在台湾拿到金马奖，在香港被列为三级片，内地未予引进。

　　1∶15，南配殿已经坐满了人。影协早在玻璃门上贴了一张条子，声明如果迟到10分钟将不能入场，结果那些不能入场的人站在门外看了这部电影。

　　后来接到通知，影展活动全面停止，媒体上不再发布消息，能够叫停的全部叫停。活动移师清华南门双清路的盒子咖啡厅，一直坚持放映完。

　　2001年，正是互联网爆炸式生长时期，新浪和网易上的专题，被各个网站竞相转载着，周六周日两天就有天津、青岛、上海的观众组团来北大看电影。北大团委相关负责人这一天的主要工作就是：搜看哪个网站转载了这个消息，然后辗转找到网站负责人，让他们删掉相关信息。

　　12月19日，在北大的一切放映活动都停止，提前举行了闭幕式，其余电影全部转入盒子咖啡厅一直放映到23日。

　　全程参与并支持的导演、编剧崔子恩后来这样评价被“腰斩”的电影节：“提前闭幕是一个中国电影体制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地下电影不能公开放映，而不是同性恋不能公开讨论、不得进行学术交流的问题。”

　　3个月后，关锦鹏在香港第12届同志影展上拿到“玲珑大奖”，这个公益性质的奖项颁给对香港同性恋社群有贡献的人，关锦鹏是第一个得奖者。

　　同志族群：吃喝玩乐还是追求平权？

　　“同志”一词本来是小圈子里面的暗语。香港影评人林迈克在《“同志”简史》一文中写道，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他在旧金山与一群女同性恋朋友交往甚好，经常一起看电影看戏。某一天，林迈克一时心血来潮，称一位朱姓女伴为“同志”，因为林迈克也是早已公开身份的同性恋者，“同”就是“同性恋”的简写，取“相同志向”之意。

　　后来林迈克给《号外》和《电影双周刊》写影评，在涉及同性恋话题的时候，他嫌“基”（粤语“基”音同gay，因此男同性恋者的通俗说法为“基佬”）用得太多且滥，就将“同志”派上用场，在给香港文化团体———进念二十面体———写每月工作简报时，也时常用这个词。

　　但是真正将这个词发扬光大的，是林迈克的好友林奕华。担任“进念二十面体会馆”节目编排的时候，林奕华会安排很多另类的边缘电影，获得会员资格的人就可以观看。录像带都是林奕华通过朋友从美国翻录过来的。他在1989年筹办香港第一届同志电影节时取“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之意，鼓励同性恋者勇敢参与。

　　时过境迁，现在所有的非异性恋者都成为“同志”，即通常所说的LGBTQ.所以，林迈克称“藏身于括号内的‘同志’，因为他（林奕华）勇往直前的解放，才在流行词汇里找到安身立命的位置”。

　　在一手操办香港同志影展的几年间，林奕华一直都在试图影响香港的同志族群。但是，后来他觉得香港的同志们不进步，这也是他最终退出同志影展的主要原因。香港的同志们不太关心自己的处境，对现实的政治议题和争取平等权利的尖锐议题不感兴趣，对纪录片的兴趣远远不如浪漫爱情故事，“他们只关心哪里有帅哥，哪个吧是新的！凡是有帅哥，有不穿衣服的男同性恋的就会很卖座。但是有关女同性恋的不是吃喝玩乐的东西，就会很少人来关心。”

　　这跟林奕华的初衷完全相悖，他认为：“同志电影节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让平常在媒体没有很多空间去认识到整个世界趋势的人可以掌握这些资讯，从而了解自己的定位跟方向。而不是说，今年哪个片子里面有特别多不穿衣服的性爱的镜头，哪一部同志电影的爱情特别浪漫。

　　“但是在德国、英国、美国办同志电影节，有一种背后的追求平权（努力），整个族群都在想要用知识和资讯来武装自己，让自己可以更加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其他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