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位上海的“大胆”设想

　　■“（陈良宇案）最大的影响在于它会促使投资者冷静下来，我们有一百个理由看好中国经济，却没有一个理由不谨慎。”

　　■“我觉得中央还是会肯定上海的经济，不会有政策改变。我相信这样做也是明智的决定。”

　　■“中国目前的行政体制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但上海也许可以成为一个突破口。”

　　■“如香港的落地免签、自由港、外汇完全可自由兑换，这些东西，都不涉及敏感问题，（上海）都可以借鉴。”

　　■“‘后世博的’时代的上海靠什么，g ame over以后怎么办？确实是个很让人焦虑的问题。”

　　张军，男，1963年生于安徽，经济学博士，现为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同时担任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和上海市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一职。张军是1980年代后期成长起来的新生代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经济学界有一定的知名度。

上海是内地“长得”最像香港的城市，很多上海人骨子里想把上海变成香港，但两个城市骨子里又不同。左为上海南京路（纪粤鸣／图）、右为香港夜市（CFP／图）

　　在社保案阴霾下沉寂数月后，沪上知名学者发出了清晰的声音：重新定位上海。

　　2006年11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提出“让上海成为香港那样的新特别行政区”。

　　在采访中，他直言中国需要更多的香港，让上海借鉴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模式发展，走在中国的前面将是明智的选择。

　　张军的言论一经刊登，让他成了关注焦点。在社保案余波未定时，发表此番言论，其真实含义为何？

　　2006年12月31日，采访的部分内容被新华网以《复旦大学教授张军：让上海成新特别行政区》为题转载。随后迅速在全国各大门户网站和网络社区传播，引起网民热议。

　　1月6日晚，站在风口浪尖上的张军，在复旦大学一间狭小的咖啡馆里，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两个上海”的冲突

　　记者：为什么提出这样的构想？

　　张军：多年以来，上海的经济发展，一直走的是所谓东亚“新兴市场经济”的早期模式，靠改进政府的效率来推动。上海的治理模式，在改革初期确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很多领域，上海的经济保持了一定的自由空间，加大了外资引入力度和基础设施建设。上海在这种模式下，主张效率导向、管理导向，达到了很高的治理水平，这是优点。

　　上海政府的治理水平和效率，相对全国是很好的。但这个“好”靠什么？不是靠体制，而是靠一批精英的管理团队，靠提高政府的管理效率。实际上，几十年来上海的体制和天津、和其他城市一样，没有根本的不同。上海的成功主要靠治理而非法律监管，这决定了在没有良好的法律监管体系下，它不能克服、也解决不了腐败问题。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单位，它要承担一个省政府要做的所有事情。它要解决地方的就业、解决G DP，它什么都要有。

　　记者：你说有“两个上海”的定位在不停冲突，具体怎么理解？

　　张军：确实存在“两个上海”的概念。上海既是一座向近代梦想回归的城市，又是一个财政联邦主义中的地方经济体，只是三十分之一；它想做“远东第一都市”，又是中国现行行政区划中的普通直辖市；它的理想是成为大陆能站到国际竞争队伍里的唯一大都市，但现实中，它只不过是行政区划里的省级政府；它想发展金融和贸易，成为轻型的上海，但它又要发展制造业，解决G DP问题，向重型的上海迈进。

　　这20年来，上海一直生活在这种矛盾中，一直在不停地冲突，始终不能实现转型，反反复复，非常痛苦。

　　记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痛苦？

　　张军：这样的痛苦，源自政府治理模式和考核体系，它决定了地方政府的产业选择的矛盾。

　　在现阶段，发展服务业和发展制造业是不同的。因为G DP和政绩观的需要，发展制造业，更符合地方政府的目标，但如果GDP作为考核政绩的重要因素，上海就不可能放弃一些东西。能提高GDP的投资项目就会被拦在上海，而不是周边地区。至少在这点上，上面可以改变政策。

　　这样上海才可能成为金融、航运甚至IT等行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全球交流平台。才可能实现它的辐射功能，才能实现泛长三角地区更均衡的发展。

　　值得关注的问题

　　记者：大家很关心陈良宇案件对上海经济到底有无影响？

　　张军：我觉得这个事件对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的。

　　记者：你觉得有哪些影响？

　　张军：最大的影响在于它会促使投资者冷静下来。我们有一百个理由看好中国经济，却没有一个理由不谨慎。

　　现在大家关心的并不是陈案本身，更多的是联想：上海的经济会怎么样，在这里的投资安全吗？大家会想搞清楚，上海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城市？而上海不是香港，上海就是上海。这是一个中国的城市，是一个中国大陆的城市。

　　记者：有可以佐证你观点的事实么？

　　张军：比如很多大项目的投资者一旦把政治因素考虑进来，在选址方面可能会有新的考虑。已有的投资者，在追加投资时也可能会转移重心。

　　也许是巧合，比如“空客”的项目，就没有选择有飞机生产史的上海，而是选择了天津。而天津没有任何生产飞机的历史，上海却是中国生产飞机的中心。

　　还有，上海2006年的投资增长放慢。去年的投资大概只增长了10％左右，前几年都是20％到30％啊———这值得关注。

　　上海可以有限复制香港体制

　　记者：你提出在上海借鉴香港的体制。为什么是上海而不是别的地方？

　　张军：上海是一个如此有希望的城市，如此特殊。中国很难再找到这样一个城市来替代它的地位。

　　从历史上说，上海的学习能力也特别强，它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它所特有的开放性海洋文化的传统也一直没有被割断。如果不是上海在一段时间内的停滞，香港甚至东京可能都无法形成现在的地位。

　　记者：你说上海要借鉴香港，是指复制香港的特别行政区体制么？

　　张军：我并未主张照搬香港的特别行政区模式，也不是说一定要搞什么特区体制。只是觉得上海发展到了一个历史关头，应该适当探索，寻求如何走出现有的行政管理模式。

　　我提出这个概念的意义在于给大家一个想象空间。现在不是要做，是要谈，是要研究、考虑可行性。中国目前的行政体制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但上海也许可以成为一个突破口。

　　记者：您觉得上海在哪些方面可以借鉴香港呢？

　　张军：我觉得至少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概念下，有许多和我们体制并不矛盾的方面可以复制，至少值得讨论、研究。

　　比如，香港的金融、货币政策，与国际接轨的法治，更好的监管机构，廉洁保障体系。具体地说，如落地免签、自由港、外汇完全可自由兑换，这些东西，都不涉及政治敏感问题，都可以借鉴。

　　“中央对上海的政策不会改变”

　　记者：你觉得实现这样的体制改革有多大可行性？

　　张军：我认为可行性还是有的。在现有的体制框架没有改变的条件下，还有更大的突破空间，可以作更大的改进。

　　中央提出“四个率先、四个中心”，要上海走在中国的前面。这个概念，本身就代表了倾斜的政策，给上海创造增长的空间，包括在二级政府层面上的制度设计。

　　事实上，上海市政府向中央要政策的思路已开始转变。上海已考虑不再向中央政府要一个具体的政策，而是报一个综合改革的方案。

　　比如，现在的浦东新区，在现有模式下已发展到一定高度。上海这时就会考虑能不能让政策更灵活一些，更突破一些，搞一个深度的综合开发实验。

　　在陈良宇案前，这个新的综合开发实验区已被国务院批准。但当时开发区的改革方案一直只有粗的框架，没有细化到具体的政策。这就给了大家一个想象空间。

　　在实验区方案公布后的会议上，韩正市长曾强调要加快对方案细则的研究工作。

　　记者：能介绍下这个方案么？

　　张军：这会是个更大胆的东西。现在这个方案还没有一个细则，但当时大致的方向，包括的设想很多。包括了金融政策，也牵涉到政府体制的改革方面。

　　比如，上海一直采取保税区模式，能否推广到保税港，将来能不能做香港那样的自由港。在金融方面，可能会学习一些包括香港在内的西方比较发达的汇商制度。另外，也包括上海能否在行业法规的设计方面，借鉴国际的法律制度。

　　有一点很明确，上海的地方官员已非常清楚，包括“世博会”的影响都只是一时效应，“后世博”时代的上海靠什么，game over以后怎么办？确实是个很让人焦虑的问题。

　　记者：有人觉得陈案后，中央的上海政策会发生改变。你怎么看？

　　张军：我觉得中央还是会肯定上海的经济，不会有政策改变。我相信这样做也是明智的决定。就目前来讲，还很难找到一个城市可以替代上海。在亚太地区、远东地区，上海做得好的话，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经济的发展历来如此，你不能想象，如果英国没有伦敦，英国的经济会怎么样。而中国经济的领头羊肯定不是北京，也不可能是别的地方，包括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