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绝“因言获罪”，保护公民的言论表达权

公民只要不存在故意或严重疏忽，其发表的言论即使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誉造成损害，也不构成诽谤。

釜底抽薪之道是从法律上废除对官员和对所有人的侮辱诽谤罪，有民事性的名誉侵权法条即可。

（向春/图）

中国宪法明确保护公民言论，赋予公民监督和批评公权力的权利。因言获罪，是20世纪以前各国“旧制度”的特征之一。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和民商法的发展，刑事诽谤也逐渐为民事性的名誉侵权所取代。但近年来，这种良好的趋势似有受阻倾向。这与中国的民主与法治进程不符，须借由参考国际惯例、通过司法和立法改革，分阶段解决。

限制公民言论需遵守四项原则

言论表达具有完善自我、发现真理，促进科技、文化进步，以及促进民主政治等多方面的价值。在成熟的法治社会，对言论的限制需掌握如下原则：（1）公共利益原则。言论表达损害公共利益时，应受到限制；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可以限制言论。同时，言论表达如是为了公共利益，则不应受到限制。（2）较少限制原则。即，如有必要对言论进行限制，需选择对言论限制最少、最轻或最小的手段。（3）“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原则。只有公民的言论具有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时，政府才应予以制裁，否则就应予以保护。（4）法律明确规定、精确限制原则。对言论的限制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且规定是精确的。

中国政府也越来越强调人权，在1998年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因言获罪：沉寂与重来

1985年，《民主与法制》杂志两位记者沈涯夫、牟春霖因所写的《二十年“疯女”之谜》被“疯女”的丈夫杜融告上法庭，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准予立案，使之成为中国第一起新闻记者因发表新闻作品而被判刑的刑事案件。

长宁区法院1987年6月29日判决：鉴于两被告人故意捏造和散布足以损害自诉人杜融人格、名誉的虚构的事实，手段恶劣，情节严重，影响很坏，其行为已构成1979年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诽谤罪。被告人沈涯夫犯诽谤罪，判处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六个月；被告人牟春霖犯诽谤罪，判处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分别判处沈涯夫、牟春霖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杜融的经济损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