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

自己当了兵后，曾站在金门古宁头眺望大陆，曾在营地里捡拾古宁头战役中被同胞就地掩埋的共产党军人枯骨，曾陪着那些归不得家的老兵喝酒高唱“我的家在山的 那一边”，我这时才能体会父亲那一代人在台湾的挫折与对故乡的想念。他们从来没有 离 开 那 战场——即使现实的战场已化为每日柴米油盐的生活压力，即使战场已成为官场、商场上的尔虞我诈，他们还是生活在仁安羌、四平战役的艰苦与荣耀记忆之中，还 是以黄埔军人自诩

父亲20岁从军，40岁退伍，但在我感觉中他一直是个军人。生在那时代，他先是身不由己地成为军人；战争岁月中的经历，又使他成为一辈子的军人，即使在退伍之后。

我的童年，可以说大多在父亲的挫折与父母成天的争吵中度过。约在我小学五年级时，有一天父母亲又在客厅中争吵。我躲在房间里，翻弄着抽屉里的杂物，试图脱离那战场。在一个旧信封中，我翻出一张灰黄的照片：一张长靠椅上坐着一位美丽端庄的女军官，四五个年轻男军官或坐或站或卧地围着她，前面几个人腰间还配着短枪，表情或神采飞扬，或顽皮轻佻。照片背面，一行墨迹将泯的小字：“妈，看您的儿女们，重庆。”望着照片中年轻俊逸的父亲，我臆想，若那战争延续下去，若父亲不来台湾，若父亲没有和母亲结婚，他就不会每日过着为柴米油盐发愁的日子。或者，战争过后他又可以回武昌，跳舞、打麻将，过着他逍遥的公子生活。

一

据父亲说，我们家在武昌是个经商世家。我们家族的字辈排行，“骏业宏开正大光明”，也说明这是个经商家庭。祖父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在家乡经营造纸业。父亲为“光”字辈，名光辉。大学时曾就读武汉的中华大学。据父亲说，那时他成天跳舞、打麻将。读到大二，当时是1937年，许多同乡朋友都从军打日本人去，并从战场前线写信回来，所以他们麻将也打不下去了。父亲向祖父要求休学从军，但祖父坚决不许。后来在祖父“至少要当个军官”的让步下，父亲进了黄埔军校（当时称中央军校），成为15期黄埔军人。

从父亲口中，以及我对他的记忆中，当年他所从事的那些战争只是些片断景幕。带车队走滇缅公路，由于任务艰辛，来回一趟便晋升一级。回到重庆，却听得人们传言滇缅远征军运补车队替宋美龄带进口丝袜。从重庆的防空壕里拖出上千的尸体，每一具都带着咽喉上的爪痕及扯破的衣服，显示他们死前遭受的窒息之痛。远征军驻印度时，夜晚有印度人摸进军营，从怀中掏出一包橄榄大的红蓝宝石换面包（母亲手指上那个大蓝宝石戒便是如此来的）。伪装成警察、卫生部队支持东北的四平战场，受“共军”连续一周的猛烈攻击。然后便是，逃难时到处寻找亲人的记忆。

右一为作者之父王光辉，照片摄于四平战役前后 （王明珂/图）

二

来到台湾后，父亲便一直住在南台湾高雄县凤山镇黄埔军校旁的黄埔新村。这也是我出生，以及20岁之前成长于斯的地方。是的，我的幼年与青少年生命与“黄埔”无法分割——翻墙进入黄埔军校偷芒果与卫兵捉迷藏，观看官校学生在黄埔大道上踢正步，对他们扮鬼脸，甚至青少年时眷村朋友们共组的“帮派”也叫黄埔。据父亲说，刚到台湾时，一切都明白了；许多很亲近的朋友、同僚、长官，原来都是共产党潜伏在各部队里的人。难怪后期与“共军”作战时，“共军”经常比“国军”先知道“国军”部队调度。我家邻居徐伯伯说，有一次他们师团与“共军”对峙了一星期，突然“共军”撤退，并向“国军”喊话：“对面某师的弟兄们再见了，我们到某某地方等你们！”果然一天后接到上级命令，要他们转战到那“共军”先一天已到的地方。

便是如此，从小我在眷村的“抗战剿匪”记忆中长大。夏天南台湾溽热的夜晚，邻居们搬出板凳、躺椅坐在巷子里，摇着扇子，大谈抗战“剿匪”的事。或讲到伤心处引起一阵静默，或几个人扯下裤子、掀起上衣比身上的弹痕，引起旁边妈妈们的窃笑。小时候，听来听去，都是些雨林中作战的故事——他们如何穿过雨林出其不意地突袭日军，如何受蚂蝗、毒蛇、疟疾纠缠，等等。但小孩们更感兴趣的是：“咬人的蚊子大得像鸡，恨不得拔枪打它们”；“比水桶还粗大的蟒蛇，让辗过它的吉普车跳起老高”；或是，“没头的军人鬼魂晚上在旷野里踢正步”。稍微大一些时，我才知道我们整个黄埔新村，住的大多是38师及新一军的军眷，孙立人将军的手下。小时候常听大人说，初来台湾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