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 长达25年的骂名
茅于轼说，“人民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而先知先觉往往成为历史牺牲品。”而在张维迎的执拗和坚持、民众的愤怒和怨恨之外，必有一个更重要的因果......
前不久，与邹恒甫之间的一场纠葛，再次把张维迎推到舆论的中心，各种批评的声浪铺天盖地而来。
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批评对张维迎来说并不陌生。在他所经历的20多年改革开放历史中，他不止一次成为新闻的主角。
2004年的“郎顾之争”以及随之而起的第三次改革大论争里，张维迎就是一个重要角色。他那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句“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使他一夜间成为“人民公敌”。
2003年，他主持下的“北大改革”，“不升即退”、“终身教席”等措施引发诸多争议，一场蓄势待发的中国高校改革最终消弭于无形。
类似的故事，甚至可以追溯到1983年，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为钱正名》一文，提出“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的惊人之语，文章刊登后，他旋即陷入一场全国大批判。
在过去的25年里，张维迎似乎一直走在“总在挨骂”的不归路。
经济学家赵晓说：“过去这些年，经济学的主流的确是更多地注重了效率而忽视了公平；更多地关注了改革方向的正确却忽视了过程的公正；更多地关注了民营资本的利益却忽视了更广大的民众的利益；更多地重视了市场化却忽视了民主化。”
当越来越多的民众发现自己并未更多分享经济改革的好处时，拿为经济改革出谋划策的经济学家们开骂出气，自然成了民众不满情绪的宣泄。但我们也无法否认，在过去近30年的改革岁月里，经济学家们研究的价格改革、宏观调控、企业家成长、所有制改革、政府和市场关系等课题，不断给整个宏观经济改革提供理论滋养和突破动力。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这场渐进改革的受益者。
在张维迎身上，我们隐约可以看到某种悲剧性格：他富有战斗精神，当他认定真理在手时，他的坚持和不屈，往往表现出农家子弟式的真诚的执拗，甚至不惜与民众发生正面冲突（而民众，特别是当下民智未开的民众，常识经常是缺乏的）。这种爽直性格和推土机般的行事方式，自然也是一种难得的品质，但在民主、尊重民意、倾听民声已成为普世价值观的时代大潮里，他与体制之间的密切关联、他的北大背景、他的顽强性格和不妥协的精英姿态，也就容易为人诟病，甚至成为民众反感的靶子。
张的被骂，是傲慢的知识精英与逐渐勃兴的卑微的民意诉求之间的冲撞，还是知识界“左右”对冲和民众“仇官心态”下误打误撞的牺牲品？谁在真正卫护民众的利益，谁又站在人民的对面？
如果回望历史深处，我们也许会发现，饱含情绪的雷霆万钧的舆论，以及漠视民意的傲慢的精英气质，同样值得警醒。
在社会通向民主、开放、和谐的进程中，简单的二元对立是不需要的，更重要的也许是：冷静、平衡、妥协和包容。
我们可能发现，这接连的争吵也许不过是一场误会。
这或者是对张维迎另外一种更积极的解读。
青年张维迎的精神场域
青年张维迎的第一个公共舞台，是1982年2月23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首届数量经济学年会。他所在的西北大学经济系是东道主，导师何炼成挑选“最好的学生”参加。
与其说这是个学术会议，不如说这是冰释时代青年才俊的大汇演。参加这次会议的多位毛头小伙，日后成长为中国经济学的扛鼎人物，其中包括杨小凯，田国强等人。23岁西大经济系研一学生张维迎的论文是：马克思主义和数量经济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1980年代初期，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人员，一般自称“数量经济学学者”，区别于以意识形态文字描述的传统经济学，数量经济学学者有意以数学公式阐释思想。其时，懂数学的传统经济学者不多，大多头痛于数学符号。真理幸运地躲进了枯燥无味的数学公式，逃过了意识形态的责难。
现代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长达30年的交锋，以1982年的这个会议为缩影。茅于轼是张维迎所在小组的副组长，他注意到这位23岁的年轻人，是因为他的发言。传统与现代的针尖对麦芒，最后多半演变成各说各的，互不搭理，而这位23岁的年轻人，竟能站在彼此立场，审视对方，并能准确道明传统的局限、现代的优势，如他的论文标题。
副组长茅于轼推荐张维迎代表小组参加大会发言，遭到组长的坚决反对，组长是年龄颇大、坚定的传统经济学者。两人一阵好吵，最后茅于轼说服了对方。
无关胜负，这个会议为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打开了生路。对于23岁的张维迎来说，这个会议上自由且前瞻的言论，明显区别于和现实脱节的、僵死的教科书，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回学校不久，他即创办了一个6、7人的读书班，由他主讲，每周讨论一个主题。通过这个会议，他又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师长。在那个没有人敢自称信奉市场经济的年代，和这些师长的辩论和研讨，成了青年张维迎最重要的精神场域，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轨迹。
大约一年后，张维迎出事了。在1983年8月20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张维迎发表了《为钱正名》一文，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文章开头引用了一个小新闻：首都个体户座谈，反对向钱看。随后他提出自己的观点：在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里，钱是社会的一个奖章，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作坏东西。
20年后，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讲台上，张维迎对他的企业家学生说，要坦荡赚钱，只要是合法的；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企业家和作为价值度量工具的“钱”有颇多误会。思路一脉相承，但时过境迁，言论所承受压力已迥然不同。
那篇文章发表后，全国旋即掀起一场针对张维迎观点的大批判，首都报纸整版、整版的批驳文章，而且，文章还被陕西省的某位主要领导点了名。西北大学校方承受巨大压力。躺在病床上的校研究生处处长把张维迎叫去，说：维迎啊，党和人民培养你这么多年，你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呢，再说了，写这样的文章，也没找领导报批，成何体统。张维迎意欲辩驳，但考虑到处长病情，违心道了歉。
在北京的茅于轼听说了此事，无尽担心。文革结束6、7年，社会风气虽明显好转，但心有余悸。“早些年，写这样的文章，是要坐牢的。”茅于轼替张维迎鸣不平，写了篇《张维迎何错之有》，四处投稿，始终发不出来。但他对这位年轻人的印象更深了，引为改革战友和忘年知己。
茅于轼在信中勉励张维迎说，任何微小的观念进步，都会遇到莫大阻力；改革中的新观念，总会被自认为一贯正确的旧观念视为大逆不道。张维迎回信说，会等到他们向我道歉的一天的。茅于轼又去信了，说，旧观念何时向新认识道过歉？等下一次保守、改革又交锋时，又是新观念、改革派被批。
24岁的张维迎还顾不上下一次，仅这一次已经够他受的了。他差点毕不了业，而且，西安当地报纸的批判文章连篇累牍，他陕北吴堡县老家的父母虽不识字，亲戚好友总会不经意提到：你家娃出事了。父母伤心之至。张维迎说，他受的委屈，再没比这一次更大了。
之后数次被骂当口，常有媒体约访电话，张维迎习惯回复，20年前就骂过了。有时夫人抱怨，不能少说两句？张维迎便会说起24岁时那个委屈中的自己，等待道歉的决心。
西北大学现象
一年后，张维迎又成典型，不过这一次是正面的。他在《经济日报》头版发表文章，次日的《新闻连播》对该文做了摘要播报。《新闻连播》对一个在校研究生的文章做摘要播报，这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学校研究生处那位处长这次的总结是，对研究生的管理，还是要自由且民主。
中国经济学界，有个独特的“西北大学现象”，偏居一方的西北大学，为中国经济学贡献了数位重量级人物，包括张曙光，邹东涛、魏杰等人。有人把何炼成领导下的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称为“青年经济学家的摇篮”。
西北大学有一说法，当何老师的研究生是最自由的。何老师讲授传统经济学，但从不批评“离经叛道”，惟一的要求是能自圆其说。张维迎在《恩师引我走入经济学殿堂》一文中说，“何老师从不按自己的模子教育学生。”
何炼成说，张维迎是他的“最好学生”之一。1984年，张维迎研究生毕业，决定去体改所工作时，何老师“很是舍不得”。何炼成的印象中，张维迎的研究生3年，除了最后一年忙于毕业论文，前两年，大多捣鼓他的读书会。他的大量时间，都耗费在研读现代经济学的原著上。一次，张维迎从外文书店买回一本台湾的翻译版本《中级微观经济学》，繁体字，非常厚，鼓动读书会成员人手一本，一个月后，何炼成又看到这本书时，上头已被标注得密密麻麻。这本书，张维迎至今保留在手。张维迎到体改所后，常有同事惊诧于他微观经济学的地道和扎实，电话何老师，问有何秘诀。何炼成没有揽功，说是因为读书会。
张维迎后来说，他们这一代人，上了大学后之所以如饥似渴于新知，首要原因，是为了解释自己在农村生活的所见所闻：对自留地最了解的农民，没有权利决定它该种什么；公地上的产量远远低于自留地，青黄不接时，能救命的都是自留地；农民自己都吃不饱，还要把粮食以低价卖给政府；不允许土地有偿转让，不允许农民进城打工经商……
有趣的是，中国经济改革从农村开始，中国经济学的变革也首先从农村研究开始。1987年，张维迎署名“陕仁”，为美国的《知识分子》写过一篇文章《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学家》，说，“后来所谓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大多源于此。”
张维迎在吴堡农村土生土长，1975年，16岁在县城高中毕业后，回村里当团支书兼会计，两年后，在一次惯常劳作时，听到广播里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
茅于轼的道德力量
1982年西安的那次会议后，茅于轼和其中的多位毛头小伙保持着多年的通信，包括杨小凯、张维迎。一次，张维迎看完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兴奋地给先生写了一封信，说谢谢您帮我们指出了现代经济学的宝藏在哪里。
茅于轼的印象中，其时的杨小凯，已相当成型，而张维迎，仍在懵懂寻找；在理论的创造性上，杨优于张，而在和现实问题的契合上，张优于杨。
无论如何，1984年4月，25岁的张维迎写就的《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都是30年改革史最重要的文章之一。他第一次系统论证了价格“双轨制”随后，1984年9月“莫干山会议”上，价格改革是争论最激烈的议题，张维迎说服了多数人，会议组织者以政府“容易听得进去”的方式修改了他的观点，“价格双轨制”成为官方政策。
从此处开始，“双轨制”——计划和市场，国有和民营，公立和私立，甚至长安街上的公交和私人小黄包——成为最富中国改革特色的历史景观。考虑到1980年代早期，一盒火柴从两分提到三分都是政治问题，而计划价格的一统天下和计划价格制订者致命的自负，是社会普遍贫困的主要原因，“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实行意义深远。
1980年代初期，青年经济学者展示出爆发力。张维迎后来说，我必须表达对1980年代体改所同事们的感激之情，“因为我的观点是在和他们的讨论中激发出来的，今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从商或者从政，不再从事经济理论和改革政策研究，我一直非常遗憾。”这批出道不久的青年经济学者的惊人创造力，以及其后的命运分野，是了解中国改革的独特视角。而在当时，对他们中的数位而言，体改所和茅于轼的书房是他们共有的精神场域，两者是自由、宽松且富有创造力的“议政厅”——1980年代，青年经济学者担纲的体改所，是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后者，又是他们的道德道场。
张维迎在茅于轼书房里的“议政”对手，有他的体改委同事宋国青、张敢明、栗树和等，他们每个礼拜都要在这“碰几次头”。这是张维迎在北京的“读书会”。
自离开体改所后，张敢明和张维迎已经近10年没有联系，但当他看到网上消息，说有人用8万块钱买动了张维迎时，他还是下意识地说，“绝对不可能。”与其说，是他对故友学品的信赖，不如说，是他信赖于，那个“议政”书房里，茅于轼维护和供给的道德力量对这些青年才俊的持续影响。
张维迎常跟他的学生说起的当时书房里的故事有二。一是，有一回，其他人都到了，独缺宋国青，其时电话不便，联系不上，茅于轼着急。北京六月三伏天，他骑个自行车，从月坛南街的南沙沟，骑到北大，足足三个小时。到宋国青宿舍时，见其光着膀子，趴在上铺伏案疾书赶制论文，担忧全无，又顿生欣喜，自己骑着车又回到南沙沟。
二是，另一回，“议政”时间过长，几个人从先生家出门时，已是披星戴月，又不巧，半路上，其中一位的自行车爆胎了，干脆坐在路边继续侃，张敢明其时正读《居里夫人传》，有感而发，说有一天，我要给茅先生作传，一定要用上这句话：有人用智识启蒙世界，有人用道德感召世界，先生两者皆有大为。张敢明的又一说法，两张一宋，都是陕西农村娃，都是犟脾气，但数宋国青家里最穷，先生给他补助最多。
在送给茅于轼的著述《价格、市场与企业家》的扉页上，张维迎写了几句话，其中一句是，“您高山仰止，是我们做人和做学问的榜样。”张敢明说，他不相信那个书房里走出的人，“会被8万块钱收买”。在采访中，数位学者对张维迎的观点持保留看法，但对他的学品和人品，却一致称赞。张敢明认为，“有人有意拿张维迎的人品说事，转移话题。”
“最激动”的岁月
宋国青是张维迎所在研究室主任，也是张最尊敬的学者之一。宋现在就职北大，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同事称宋为宏观经济学的“第一把手”。他的两句话，在当时的体改所广为流传：一是，“以前是报国无门，现在是报国无法，想不出好办法来了”；二说改革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改革的深入越发暴露体制痼疾，而“学中干”又加大社会对新知的需求。张敢明的印象中，同事们茶余饭后讨论的新名词，很快就会出现在政府的报告中。有人说，体改所是中国经济学的黄金时代，张维迎说在体改所的6年是他“最激动”的岁月。
25岁张维迎的兴趣，涉及价格改革、宏观调控、企业家成长、所有制改革，政府和市场关系、外汇外贸体制改革等等，“当时，每个现实问题都有吸引力，几乎所有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我都会去思考。但我很自豪的是，在我们这一代经济学者当中，要找到像我这样，20年前后写的东西，前后逻辑保持一贯的，可能还不是太多。我20年前写的东西，现在还是没有过时。”
1980年代中后期，整个中国经济，实际上都是“双轨制”——计划一轨，市场一轨，便有权力寻租，调配资源，赚取两轨之间的差价——腐败大面积产生。因“双轨制”导致腐败，它的创见者遭受广泛攻击。张敢明记得当时的一句玩笑话，“鲁迅当年骂人的话，现在全骂到张维迎身上了”。
“改政府官僚之革”的价格“双轨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以农村改革为例，开始时乡村干部因为害怕失去特权而反对改革，但不久后他们就发现，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关系”和对外界的了解，比一般农民更快地致富。“双轨制”使得官僚的境遇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坏。这是张维迎没有想到的，他解释说，“中国的渐进改革并没有一张精确的蓝图，改革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依赖只能陆续呈现，是摸石头过河的‘干中学’。”
吴敬琏在他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解释说，“双轨制”的实行使部分能够从中得益的官员比较容易接受改革，确保了价格改革能够得以顺利进行，这是利大于弊的。张维迎说，回过头看，“这可能是制度变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因改革要想成功，必须依赖于如何减轻权力官僚部门的抵制。即使今天，可能也想不出比“双轨制”更好的办法。
在遭受巨大骂名的《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中，张维迎说，“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优劣时，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把这项政策与替代政策相比较，而不能把现实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标作为反对一项政策的理由”，“直觉对我们理解现象是重要的，但通常是不够的，在当前改革的讨论中，一些人全然不考虑政策的可行性，不考虑政策的激励条件是否满足，习惯于用乌托邦理想、文革思维蛊惑人心。”
中年张维迎——“人民公敌”
在西北大学的读书会里，对张维迎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美国学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张维迎“读过好几遍”。到体改委后，所里的同事常开玩笑叫他“维迎德曼”。
理解1980年代青年经济学者的思想轨迹，弗里德曼是一条隐秘的线索，他有无数秘密的中国拥趸。2006年，弗里德曼去世时，大陆一位著名的时评家在他的专栏文章里说，“在20世纪的学人里，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像弗里德曼那样信奉市场、像弗里德曼那样增进了人类的福祉，但几乎可以肯定，假如弗里德曼生活在今日转型中国，他必将是个‘人民公敌’。”
蹊跷的是，如果我们真的有耐心，在卷帙浩繁的改革文献里发现中国青年经济学人的成长轨迹，我们几乎总能在改革最重要的争论里——诸如计划和市场，国营和民营——看到大量引用自张维迎的观点，他是大陆被引证次数最高的学者。
我们也几乎总能听到一个不断告诫民众“皇帝衣服的透明度太高了”的无畏孩子的发言，但是，从《为钱正名》到“价格双轨制”，再到后来的“北大改革”、“郎顾之争”，在过去的25年里，张维迎无可避免地走上一条“人民公敌”的“不归路”。
1994年，从牛津大学回国后，张维迎就职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3年，张以北大校长助理的身份参与“北大教改”，他是改革方案的主要起草人。这一次，他的敌人是“计划经济体制惟一没有根本性改革的”教育体制，包括高等教育体制。
在2003年“北大改革”的讲座上，张维迎说：“在现行的教师人事管理体制下，大学变成了‘家庭企业’。不废除大学的‘近亲繁殖’，不实行教师岗位的分级淘汰，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的行政本位。”张维迎倡导的“不升即退”、“终身教席”等措施引发诸多争议，而科研、教学主力军的青年讲师和副教授，是愤怒主体。方案最后不了了之。因“对我的批评比我的观点还要流行”，且“我不愿意让没有逻辑的观点流行”，张维迎随后出版《大学的逻辑》。
其实，北大“癸未变法”只是个开始，2004年的“国企改革大争论”以及《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中的“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使张维迎彻底成为“人民公敌”。网友“你最傻”的评论：“他的‘为钱正名’、‘国有企业私有化’等观点，有力推动了中国人追逐金钱、私分国有资产和贪污腐败的疯狂活动。可以说，目前老百姓最痛恨的特权阶层、贪官和富豪们，正在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实践着张维迎的‘光辉’思想和理论。张维迎是一个完全背叛了其出身阶层的经济学者，其学术观点对广大人民群众，危害无穷。”
究竟，谁站在人民的对面？
耶鲁大学陈志武的看法是，“‘声讨’张维迎、嘲弄‘理性思考’的，除了自我加冕的‘民意’代表和挥舞意识形态大棒的人，更多的是缺乏历史知识的年轻人。没有经历‘三反五反’、‘反右’、‘大饥荒’、‘文革’的荒诞与扭曲，即使对改革的来龙去脉，也不甚了解，对改革中的复杂，自然说不清是非与祸端，于是，‘情绪多于理性，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
茅于轼说，“人民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而先知先觉往往成为历史牺牲品。”
事实上，这并非只是真理和无知、学者和群氓之间的争斗。在经济学者的方案和制度的生成、政策的出台之间，是个漫长而复杂的流程。“那些被提出的改革方案，那些试图实施但以失败而告终的措施，以及已经成功实施的措施，都不是简单的经济模型所能得到的。”所以，在张维迎的执拗和坚持、民众的愤怒和怨恨之外，必有一个更重要的因果。
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批评对张维迎来说并不陌生。在他所经历的20多年改革开放历史中，他不止一次成为新闻的主角。
2004年的“郎顾之争”以及随之而起的第三次改革大论争里，张维迎就是一个重要角色。他那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句“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使他一夜间成为“人民公敌”。
2003年，他主持下的“北大改革”，“不升即退”、“终身教席”等措施引发诸多争议，一场蓄势待发的中国高校改革最终消弭于无形。
类似的故事，甚至可以追溯到1983年，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为钱正名》一文，提出“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的惊人之语，文章刊登后，他旋即陷入一场全国大批判。
在过去的25年里，张维迎似乎一直走在“总在挨骂”的不归路。
经济学家赵晓说：“过去这些年，经济学的主流的确是更多地注重了效率而忽视了公平；更多地关注了改革方向的正确却忽视了过程的公正；更多地关注了民营资本的利益却忽视了更广大的民众的利益；更多地重视了市场化却忽视了民主化。”
当越来越多的民众发现自己并未更多分享经济改革的好处时，拿为经济改革出谋划策的经济学家们开骂出气，自然成了民众不满情绪的宣泄。但我们也无法否认，在过去近30年的改革岁月里，经济学家们研究的价格改革、宏观调控、企业家成长、所有制改革、政府和市场关系等课题，不断给整个宏观经济改革提供理论滋养和突破动力。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这场渐进改革的受益者。
在张维迎身上，我们隐约可以看到某种悲剧性格：他富有战斗精神，当他认定真理在手时，他的坚持和不屈，往往表现出农家子弟式的真诚的执拗，甚至不惜与民众发生正面冲突（而民众，特别是当下民智未开的民众，常识经常是缺乏的）。这种爽直性格和推土机般的行事方式，自然也是一种难得的品质，但在民主、尊重民意、倾听民声已成为普世价值观的时代大潮里，他与体制之间的密切关联、他的北大背景、他的顽强性格和不妥协的精英姿态，也就容易为人诟病，甚至成为民众反感的靶子。
张的被骂，是傲慢的知识精英与逐渐勃兴的卑微的民意诉求之间的冲撞，还是知识界“左右”对冲和民众“仇官心态”下误打误撞的牺牲品？谁在真正卫护民众的利益，谁又站在人民的对面？
如果回望历史深处，我们也许会发现，饱含情绪的雷霆万钧的舆论，以及漠视民意的傲慢的精英气质，同样值得警醒。
在社会通向民主、开放、和谐的进程中，简单的二元对立是不需要的，更重要的也许是：冷静、平衡、妥协和包容。
我们可能发现，这接连的争吵也许不过是一场误会。
这或者是对张维迎另外一种更积极的解读。
青年张维迎的精神场域
青年张维迎的第一个公共舞台，是1982年2月23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首届数量经济学年会。他所在的西北大学经济系是东道主，导师何炼成挑选“最好的学生”参加。
与其说这是个学术会议，不如说这是冰释时代青年才俊的大汇演。参加这次会议的多位毛头小伙，日后成长为中国经济学的扛鼎人物，其中包括杨小凯，田国强等人。23岁西大经济系研一学生张维迎的论文是：马克思主义和数量经济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1980年代初期，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人员，一般自称“数量经济学学者”，区别于以意识形态文字描述的传统经济学，数量经济学学者有意以数学公式阐释思想。其时，懂数学的传统经济学者不多，大多头痛于数学符号。真理幸运地躲进了枯燥无味的数学公式，逃过了意识形态的责难。
现代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长达30年的交锋，以1982年的这个会议为缩影。茅于轼是张维迎所在小组的副组长，他注意到这位23岁的年轻人，是因为他的发言。传统与现代的针尖对麦芒，最后多半演变成各说各的，互不搭理，而这位23岁的年轻人，竟能站在彼此立场，审视对方，并能准确道明传统的局限、现代的优势，如他的论文标题。
副组长茅于轼推荐张维迎代表小组参加大会发言，遭到组长的坚决反对，组长是年龄颇大、坚定的传统经济学者。两人一阵好吵，最后茅于轼说服了对方。
无关胜负，这个会议为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打开了生路。对于23岁的张维迎来说，这个会议上自由且前瞻的言论，明显区别于和现实脱节的、僵死的教科书，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回学校不久，他即创办了一个6、7人的读书班，由他主讲，每周讨论一个主题。通过这个会议，他又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师长。在那个没有人敢自称信奉市场经济的年代，和这些师长的辩论和研讨，成了青年张维迎最重要的精神场域，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轨迹。
大约一年后，张维迎出事了。在1983年8月20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张维迎发表了《为钱正名》一文，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文章开头引用了一个小新闻：首都个体户座谈，反对向钱看。随后他提出自己的观点：在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里，钱是社会的一个奖章，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作坏东西。
20年后，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讲台上，张维迎对他的企业家学生说，要坦荡赚钱，只要是合法的；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企业家和作为价值度量工具的“钱”有颇多误会。思路一脉相承，但时过境迁，言论所承受压力已迥然不同。
那篇文章发表后，全国旋即掀起一场针对张维迎观点的大批判，首都报纸整版、整版的批驳文章，而且，文章还被陕西省的某位主要领导点了名。西北大学校方承受巨大压力。躺在病床上的校研究生处处长把张维迎叫去，说：维迎啊，党和人民培养你这么多年，你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呢，再说了，写这样的文章，也没找领导报批，成何体统。张维迎意欲辩驳，但考虑到处长病情，违心道了歉。
在北京的茅于轼听说了此事，无尽担心。文革结束6、7年，社会风气虽明显好转，但心有余悸。“早些年，写这样的文章，是要坐牢的。”茅于轼替张维迎鸣不平，写了篇《张维迎何错之有》，四处投稿，始终发不出来。但他对这位年轻人的印象更深了，引为改革战友和忘年知己。
茅于轼在信中勉励张维迎说，任何微小的观念进步，都会遇到莫大阻力；改革中的新观念，总会被自认为一贯正确的旧观念视为大逆不道。张维迎回信说，会等到他们向我道歉的一天的。茅于轼又去信了，说，旧观念何时向新认识道过歉？等下一次保守、改革又交锋时，又是新观念、改革派被批。
24岁的张维迎还顾不上下一次，仅这一次已经够他受的了。他差点毕不了业，而且，西安当地报纸的批判文章连篇累牍，他陕北吴堡县老家的父母虽不识字，亲戚好友总会不经意提到：你家娃出事了。父母伤心之至。张维迎说，他受的委屈，再没比这一次更大了。
之后数次被骂当口，常有媒体约访电话，张维迎习惯回复，20年前就骂过了。有时夫人抱怨，不能少说两句？张维迎便会说起24岁时那个委屈中的自己，等待道歉的决心。
西北大学现象
一年后，张维迎又成典型，不过这一次是正面的。他在《经济日报》头版发表文章，次日的《新闻连播》对该文做了摘要播报。《新闻连播》对一个在校研究生的文章做摘要播报，这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学校研究生处那位处长这次的总结是，对研究生的管理，还是要自由且民主。
中国经济学界，有个独特的“西北大学现象”，偏居一方的西北大学，为中国经济学贡献了数位重量级人物，包括张曙光，邹东涛、魏杰等人。有人把何炼成领导下的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称为“青年经济学家的摇篮”。
西北大学有一说法，当何老师的研究生是最自由的。何老师讲授传统经济学，但从不批评“离经叛道”，惟一的要求是能自圆其说。张维迎在《恩师引我走入经济学殿堂》一文中说，“何老师从不按自己的模子教育学生。”
何炼成说，张维迎是他的“最好学生”之一。1984年，张维迎研究生毕业，决定去体改所工作时，何老师“很是舍不得”。何炼成的印象中，张维迎的研究生3年，除了最后一年忙于毕业论文，前两年，大多捣鼓他的读书会。他的大量时间，都耗费在研读现代经济学的原著上。一次，张维迎从外文书店买回一本台湾的翻译版本《中级微观经济学》，繁体字，非常厚，鼓动读书会成员人手一本，一个月后，何炼成又看到这本书时，上头已被标注得密密麻麻。这本书，张维迎至今保留在手。张维迎到体改所后，常有同事惊诧于他微观经济学的地道和扎实，电话何老师，问有何秘诀。何炼成没有揽功，说是因为读书会。
张维迎后来说，他们这一代人，上了大学后之所以如饥似渴于新知，首要原因，是为了解释自己在农村生活的所见所闻：对自留地最了解的农民，没有权利决定它该种什么；公地上的产量远远低于自留地，青黄不接时，能救命的都是自留地；农民自己都吃不饱，还要把粮食以低价卖给政府；不允许土地有偿转让，不允许农民进城打工经商……
有趣的是，中国经济改革从农村开始，中国经济学的变革也首先从农村研究开始。1987年，张维迎署名“陕仁”，为美国的《知识分子》写过一篇文章《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学家》，说，“后来所谓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大多源于此。”
张维迎在吴堡农村土生土长，1975年，16岁在县城高中毕业后，回村里当团支书兼会计，两年后，在一次惯常劳作时，听到广播里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
茅于轼的道德力量
1982年西安的那次会议后，茅于轼和其中的多位毛头小伙保持着多年的通信，包括杨小凯、张维迎。一次，张维迎看完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兴奋地给先生写了一封信，说谢谢您帮我们指出了现代经济学的宝藏在哪里。
茅于轼的印象中，其时的杨小凯，已相当成型，而张维迎，仍在懵懂寻找；在理论的创造性上，杨优于张，而在和现实问题的契合上，张优于杨。
无论如何，1984年4月，25岁的张维迎写就的《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都是30年改革史最重要的文章之一。他第一次系统论证了价格“双轨制”随后，1984年9月“莫干山会议”上，价格改革是争论最激烈的议题，张维迎说服了多数人，会议组织者以政府“容易听得进去”的方式修改了他的观点，“价格双轨制”成为官方政策。
从此处开始，“双轨制”——计划和市场，国有和民营，公立和私立，甚至长安街上的公交和私人小黄包——成为最富中国改革特色的历史景观。考虑到1980年代早期，一盒火柴从两分提到三分都是政治问题，而计划价格的一统天下和计划价格制订者致命的自负，是社会普遍贫困的主要原因，“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实行意义深远。
1980年代初期，青年经济学者展示出爆发力。张维迎后来说，我必须表达对1980年代体改所同事们的感激之情，“因为我的观点是在和他们的讨论中激发出来的，今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从商或者从政，不再从事经济理论和改革政策研究，我一直非常遗憾。”这批出道不久的青年经济学者的惊人创造力，以及其后的命运分野，是了解中国改革的独特视角。而在当时，对他们中的数位而言，体改所和茅于轼的书房是他们共有的精神场域，两者是自由、宽松且富有创造力的“议政厅”——1980年代，青年经济学者担纲的体改所，是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后者，又是他们的道德道场。
张维迎在茅于轼书房里的“议政”对手，有他的体改委同事宋国青、张敢明、栗树和等，他们每个礼拜都要在这“碰几次头”。这是张维迎在北京的“读书会”。
自离开体改所后，张敢明和张维迎已经近10年没有联系，但当他看到网上消息，说有人用8万块钱买动了张维迎时，他还是下意识地说，“绝对不可能。”与其说，是他对故友学品的信赖，不如说，是他信赖于，那个“议政”书房里，茅于轼维护和供给的道德力量对这些青年才俊的持续影响。
张维迎常跟他的学生说起的当时书房里的故事有二。一是，有一回，其他人都到了，独缺宋国青，其时电话不便，联系不上，茅于轼着急。北京六月三伏天，他骑个自行车，从月坛南街的南沙沟，骑到北大，足足三个小时。到宋国青宿舍时，见其光着膀子，趴在上铺伏案疾书赶制论文，担忧全无，又顿生欣喜，自己骑着车又回到南沙沟。
二是，另一回，“议政”时间过长，几个人从先生家出门时，已是披星戴月，又不巧，半路上，其中一位的自行车爆胎了，干脆坐在路边继续侃，张敢明其时正读《居里夫人传》，有感而发，说有一天，我要给茅先生作传，一定要用上这句话：有人用智识启蒙世界，有人用道德感召世界，先生两者皆有大为。张敢明的又一说法，两张一宋，都是陕西农村娃，都是犟脾气，但数宋国青家里最穷，先生给他补助最多。
在送给茅于轼的著述《价格、市场与企业家》的扉页上，张维迎写了几句话，其中一句是，“您高山仰止，是我们做人和做学问的榜样。”张敢明说，他不相信那个书房里走出的人，“会被8万块钱收买”。在采访中，数位学者对张维迎的观点持保留看法，但对他的学品和人品，却一致称赞。张敢明认为，“有人有意拿张维迎的人品说事，转移话题。”
“最激动”的岁月
宋国青是张维迎所在研究室主任，也是张最尊敬的学者之一。宋现在就职北大，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同事称宋为宏观经济学的“第一把手”。他的两句话，在当时的体改所广为流传：一是，“以前是报国无门，现在是报国无法，想不出好办法来了”；二说改革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改革的深入越发暴露体制痼疾，而“学中干”又加大社会对新知的需求。张敢明的印象中，同事们茶余饭后讨论的新名词，很快就会出现在政府的报告中。有人说，体改所是中国经济学的黄金时代，张维迎说在体改所的6年是他“最激动”的岁月。
25岁张维迎的兴趣，涉及价格改革、宏观调控、企业家成长、所有制改革，政府和市场关系、外汇外贸体制改革等等，“当时，每个现实问题都有吸引力，几乎所有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我都会去思考。但我很自豪的是，在我们这一代经济学者当中，要找到像我这样，20年前后写的东西，前后逻辑保持一贯的，可能还不是太多。我20年前写的东西，现在还是没有过时。”
1980年代中后期，整个中国经济，实际上都是“双轨制”——计划一轨，市场一轨，便有权力寻租，调配资源，赚取两轨之间的差价——腐败大面积产生。因“双轨制”导致腐败，它的创见者遭受广泛攻击。张敢明记得当时的一句玩笑话，“鲁迅当年骂人的话，现在全骂到张维迎身上了”。
“改政府官僚之革”的价格“双轨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以农村改革为例，开始时乡村干部因为害怕失去特权而反对改革，但不久后他们就发现，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关系”和对外界的了解，比一般农民更快地致富。“双轨制”使得官僚的境遇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坏。这是张维迎没有想到的，他解释说，“中国的渐进改革并没有一张精确的蓝图，改革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依赖只能陆续呈现，是摸石头过河的‘干中学’。”
吴敬琏在他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解释说，“双轨制”的实行使部分能够从中得益的官员比较容易接受改革，确保了价格改革能够得以顺利进行，这是利大于弊的。张维迎说，回过头看，“这可能是制度变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因改革要想成功，必须依赖于如何减轻权力官僚部门的抵制。即使今天，可能也想不出比“双轨制”更好的办法。
在遭受巨大骂名的《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中，张维迎说，“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优劣时，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把这项政策与替代政策相比较，而不能把现实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标作为反对一项政策的理由”，“直觉对我们理解现象是重要的，但通常是不够的，在当前改革的讨论中，一些人全然不考虑政策的可行性，不考虑政策的激励条件是否满足，习惯于用乌托邦理想、文革思维蛊惑人心。”
中年张维迎——“人民公敌”
在西北大学的读书会里，对张维迎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美国学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张维迎“读过好几遍”。到体改委后，所里的同事常开玩笑叫他“维迎德曼”。
理解1980年代青年经济学者的思想轨迹，弗里德曼是一条隐秘的线索，他有无数秘密的中国拥趸。2006年，弗里德曼去世时，大陆一位著名的时评家在他的专栏文章里说，“在20世纪的学人里，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像弗里德曼那样信奉市场、像弗里德曼那样增进了人类的福祉，但几乎可以肯定，假如弗里德曼生活在今日转型中国，他必将是个‘人民公敌’。”
蹊跷的是，如果我们真的有耐心，在卷帙浩繁的改革文献里发现中国青年经济学人的成长轨迹，我们几乎总能在改革最重要的争论里——诸如计划和市场，国营和民营——看到大量引用自张维迎的观点，他是大陆被引证次数最高的学者。
我们也几乎总能听到一个不断告诫民众“皇帝衣服的透明度太高了”的无畏孩子的发言，但是，从《为钱正名》到“价格双轨制”，再到后来的“北大改革”、“郎顾之争”，在过去的25年里，张维迎无可避免地走上一条“人民公敌”的“不归路”。
1994年，从牛津大学回国后，张维迎就职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3年，张以北大校长助理的身份参与“北大教改”，他是改革方案的主要起草人。这一次，他的敌人是“计划经济体制惟一没有根本性改革的”教育体制，包括高等教育体制。
在2003年“北大改革”的讲座上，张维迎说：“在现行的教师人事管理体制下，大学变成了‘家庭企业’。不废除大学的‘近亲繁殖’，不实行教师岗位的分级淘汰，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的行政本位。”张维迎倡导的“不升即退”、“终身教席”等措施引发诸多争议，而科研、教学主力军的青年讲师和副教授，是愤怒主体。方案最后不了了之。因“对我的批评比我的观点还要流行”，且“我不愿意让没有逻辑的观点流行”，张维迎随后出版《大学的逻辑》。
其实，北大“癸未变法”只是个开始，2004年的“国企改革大争论”以及《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中的“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使张维迎彻底成为“人民公敌”。网友“你最傻”的评论：“他的‘为钱正名’、‘国有企业私有化’等观点，有力推动了中国人追逐金钱、私分国有资产和贪污腐败的疯狂活动。可以说，目前老百姓最痛恨的特权阶层、贪官和富豪们，正在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实践着张维迎的‘光辉’思想和理论。张维迎是一个完全背叛了其出身阶层的经济学者，其学术观点对广大人民群众，危害无穷。”
究竟，谁站在人民的对面？
耶鲁大学陈志武的看法是，“‘声讨’张维迎、嘲弄‘理性思考’的，除了自我加冕的‘民意’代表和挥舞意识形态大棒的人，更多的是缺乏历史知识的年轻人。没有经历‘三反五反’、‘反右’、‘大饥荒’、‘文革’的荒诞与扭曲，即使对改革的来龙去脉，也不甚了解，对改革中的复杂，自然说不清是非与祸端，于是，‘情绪多于理性，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
茅于轼说，“人民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而先知先觉往往成为历史牺牲品。”
事实上，这并非只是真理和无知、学者和群氓之间的争斗。在经济学者的方案和制度的生成、政策的出台之间，是个漫长而复杂的流程。“那些被提出的改革方案，那些试图实施但以失败而告终的措施，以及已经成功实施的措施，都不是简单的经济模型所能得到的。”所以，在张维迎的执拗和坚持、民众的愤怒和怨恨之外，必有一个更重要的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