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伟信 50岁的“少壮派”

《叶问2》票房有望突破3亿，由他再拍续集铁板钉钉，下次“出粮”已无问题，他却还惦记着《罗密欧与祝英台》

叶伟信49岁之前，90%的内地电影观众不知道他是谁。

他42岁时，老板黄百鸣不知道他是自己的员工——此时叶伟信已在他的片场打杂、执导10多年了。每拍完一部电影他都惶惶不安：以后还有人找我拍片吗？

人生充满荒诞。一部票房过亿的商业大片《叶问》，让他在50岁高龄晋升“香港少壮派导演”。“我算什么少壮派呢，80年代就在这行谋生了。”他自知文弱的形象和一般人印象中的导演颇不吻合。“我想证明，外形像我这样的也可以当导演。”

叶伟信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图）

偶尔他也在各路片子里客串个把“路人甲”：面容英俊的警官，或是其他荒唐角色，在一闪而过的片段里，眼神中透出类似吴镇宇的阴郁和乖戾。他依然是九龙爱民村那个敏感、脆弱的偏执少年，随时会被不公平、不公正激起的愤怒吞没。

他不爱接受采访，因为开口必说真话，说了又常常后悔。一家香港媒体采访问他后用了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天生杀人狂》。陈可辛说，“你干吗这么认真呢？”

“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又说错话了。”

“没可乐，没希望”

这是《朱丽叶与梁山伯》里的台词。

《朱丽叶与梁山伯》里，有比冰镇可乐还要冰凉的希望，古惑仔和女招待之间有缺陷的爱情，最后只剩下苦涩的回忆；《爆烈刑警》里，一群小人物组成了一个奇特的家庭，然而，一点温暖敌不过命运无常；《杀破狼》里，洪金宝的一点温情则成为下一段暴力的开始……

叶伟信的电影世界没有希望只有宿命。

他15岁丧父，大段人生是灰色调的。“我很小觉得，幸福不是永远在你手里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没有选择，只有接受。”

中学时奋力读书，成绩单上却是成串的“D”，被骂作“废柴”。老师们也无心教书育人，或忙于追女生，或游戏人间，国文老师因升迁不成神经错乱。

“我本来是充满希望的，后来什么希望都没有了。”

那时他最佩服李小龙，“看到不公平的事，或是洋人来欺负他，他就把对方打倒在地上。”

后来，叶伟信拍了一部实为正剧的搞笑片《误人子弟》，由黄秋生、林海峰扮演无心教书的中学老师，在课堂上道貌岸然地教训、体罚学生，自己的人生却尴尬不断，可恨而又可怜。

1980年代的香港，家境贫寒的孩子念书不好还有一条翻身路：当演员，赚得多，出头的几率高。中学辍学，一心赚大钱的少年叶伟信看到报纸上电影公司招人的广告，就此进入了电影圈。

在片场打杂，送信、复印资料、买盒饭。一点爱慕虚荣的心很快就死掉了，因为意识到自己长得嫩，只能演小弟这样的小配角，没有红的机会。买了3个月盒饭，星途光明的“肥猫”郑则仕留心到他，提拔他当场记，后又让他当副导演。

哪里都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当场记，当时拍片还没监视器，拍摄现场的细节全靠场记的一支笔。演员们常常合伙作弄职位低的新人，故意说忘记手势和台词。“如果没记下他抬的是左手还是右手，又被导演一顿臭骂。”一天，剧组拍了一半收工，他漏记了道具手机的位置。“第二天再拍时，副导演跟我说，‘你不用来了。’当时就哭了。”难过的是没有一份合适自己的差事，不愤的是其他人的推卸责任。

10年副导演生涯“很痛苦、很压抑”。“副导演也分等级。做第三、第四副导演时，常常被第一副导演骂，骂得很凶。有些导演很爱面子，明明自己错了，把责任全推给下面的人，还要骂。”

脆弱的自尊心让他时时被刺痛。他曾住在富人区，西装革履的邻居与他擦身而过，他每每觉得对方的眼神里满是蔑视：“你也配住在这里？”

“有什么了不起！”立马搬到一个“感觉舒服多了”的地方。

没能力对抗时，叶伟信只好在幻想中复仇，想象用各种酷刑把那些伤害弱者的人折磨致死。他承认：“现在拍这么多动作片也是因为太压抑了。我心里有很多不服，这世界本来应该是美好的，但是有钱人对穷人一点尊重都没有。”

于是有了甄子丹在《叶问2》片尾的大段关于“人的地位有高低区别，但人和人之间应该互相尊重”的说教。“这不是说给电影里的洋人听的，而是说给中国人听的。我想通过电影告诉年轻人一点点：为什么都是中国人却不能互相尊重？批评我（说教）是长是短，每个观众感受不同，但有机会我是一定要说的。”

对得起老板、观众、自己

第10个年头，导演钱少强给他机会执导鬼片《夜半一点钟》，该片票房打败已有江湖地位的杜琪峰同期上映的电影。

1995年起，鬼片、三级片、喜剧片、动作片什么都拍，平均每年一部，“为了生活，实在没有气力想什么理想”。香港电影不景气的年代，只能这样维持生活。

每次有人找自己拍片，叶伟信都会先存下一年的房租，以免“倾家荡产”。

拍各种奇奇怪怪的题材时他慢慢磨出了用生活细节讲述底层人物命运的风格。1999年，他的一部另类警匪片《爆烈刑警》将一群小人物的故事刻画得细腻动人，摘得当年香港电影评论学会的年度推荐电影和最佳编剧奖。2001 年，他用一个底层男女的故事替换了监制马伟豪命题的爱情喜剧。《朱丽叶与梁山伯》则让他第一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提名。

业内的认可，让叶伟信有了一点自信和憧憬。正准备接拍第3部，公司却再不肯为这种叫好不叫座的电影投钱了。

拿人薪水，为人赚钱。叶伟信调整心态折回商业片之路。他讽刺那些不管票房、自娱自乐的导演在“自慰”，“总之，我拍片对得起老板、对得起观众、对得起自己。”

内地导演都爱愤愤不平地抱怨电影“对商业的妥协”，叶伟信只当这是天经地义。“其实拍赚钱的电影比拍叫好的电影难多了。揣摩市场的时候，永远不知道这样选择是不是正确。但只要用心拍，有独特的东西，不会难看。”

也有愤怒的时候。在《叶问》里，他原本设计了400万百姓撤离佛山的镜头。“我觉得这个镜头能直接感染观众情绪。”投资人告诉他，他们不相信花那么多钱拍这个镜头能让票房多出几千万。一怒之下，他说，“这已经不是我的电影，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没有了眼睛，不想要了。”

不管怎样，《叶问》依然保留了叶伟信标签式的冰冷、绝望细节——一块番薯、一包白米；刚打赢日本人的叶问在路上神情恍惚地给日本军车让了道。“会打又能怎样？照样给人家让路。”

下次“出粮”已无问题。最近上映的《叶问2》票房有望突破3亿，由他拍续集已是铁板钉钉的事。“拍第二部给我涨了薪水。如果拍第三部，我要先提（薪水），不管黄老板（黄百鸣）最后肯不肯。”他开始笑，做了个签协议的动作。

他心里总惦记着想拍不能拍的电影。

在微博上，叶伟信留了一句恶咒——“让用了《罗密欧与祝英台》这个名字的人不得好死。”

他自称不对人抱希望，“因为有希望就会失望”。可是内心又极度渴望着友情和爱：曾对他表示过友善的，他清楚记得每个细节，惦记着“缘分”。他请“师傅”郑则仕演《叶问2》里的华警，也盼望着能报答曾给他第一次执导机会的钱永强。

我希望能把人家甩出老远

人物周刊：《叶问》去年拿下了金像奖最佳电影，却没有拿到最佳导演，遗憾吗？

叶伟信：输了，我未必会服谁；赢了，也不觉得自己多厉害。如果去年拿，我是不开心的，我觉得不是我的最高水平。我希望能把人家甩出老远，做到真正众望所归。不过就算拍得很好，有一天拿到最佳导演又怎样？总要面对另外的生活。最重要的，明天是不是还有人发薪水，黄老板还肯不肯和我签新片合约？

人物周刊：甄子丹是个很强势的演员，你们合作起来非常痛苦吧？

叶伟信：我是太极张三丰（做了一个太极动作）。他也是一个要求非常高的人，有地位，也有影响力。如果我和他硬碰硬，最后肯定是对我不好。

人物周刊：两败俱伤？

叶伟信：不会两败俱伤，肯定是我伤。（笑）我会算的嘛，不是为了面子，我要尝试听一听（他的意见）。他说得好的我都接受了，因为可能有我没想到的地方。我会先让他一步，他后来会看到是我错还是他错。

我们推来推去，从《龙虎门》到《导火线》，我已经退了两步了，然后才会有《叶问》。外头传我们吵架，我们确实有过一点不开心，但都只是为了电影，不是我个人对他有什么意见。再说，我们两个又不是夫妻。

人物周刊：现在他开始信任你作为导演的眼光和掌控力了？

叶伟信：他终于感觉到我用心理解了他最好的部分，他很开心。现在他有时和我聊他拍的其他电影，很认真地听我的意见。

人物周刊：你其实是很念旧的人吧？找“肥猫”郑则仕是为报答当年的提携之恩？

叶伟信：这是缘分，不只为了报恩。如果当年没有他让我去当场记，我都不知道自己的路要怎么走、今天我又会是怎样。现在师傅看到我，他会觉得当年那个拿摄像机的孩子还好，没有走上弯路。以后可以再和他共事，看他演一个好角色，我都会很开心。哪怕还有比他更有名的演员，我都不会去找的。

人物周刊：你两部最叫好的电影都是和吴镇宇合作的，怎么评价他？

叶伟信：我觉得他是全香港演技最好、最聪明的演员，我最喜欢和他合作。很多演员常常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他不但能理解，而且能把我说的发挥到更好。

人物周刊：为什么你最佩服的导演是吴宇森？

叶伟信：他能做到雅俗共赏，拍出叫好、叫座又有自己风格的电影，而且能进入国际市场。这是每个导演的梦想。而且，你能感觉到他的感情很真，很看重朋友，所以能拍出很真实的兄弟情。这样的人，我就很欣赏。

人物周刊：什么时候拍你最想拍的《罗密欧与祝英台》？

叶伟信：我现在拍这么多商业片，就是为了以后能拍两个自己喜欢的题材。如果市场好的话我就有选择了。我可以去拍《罗密欧与祝英台》，只要花费不是太高，票房也有一点，老板和我都没有压力。我想，再等上两年这个市场就可以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