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的缺失与自我的迷失——也谈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

平心而论，汪晖在鲁迅研究领域并非没有自己的独特贡献，但由于他在研究和写作中，未能对自己的观点、方法与前人的承袭关系作出明确的交待，不注意以规范的形式将他人的论述与自己的论述明确地区分开来，甚至有意将他人的观点和材料占为己有，这就使读者很难对其论述的原创性作出判定，以致在评价中出现过分拔高和过分贬低的两极倾向

汪晖是新时期鲁迅研究领域的一个阶段性的代表人物。他将鲁迅研究纳入思想史研究的范畴，着重从“文化哲学”和“文化心理结构”层面对鲁迅精神进行阐释，并力图进行体系化的建构。虽然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汪晖的鲁迅研究并没有多大的原创性，但其注重理论思辨和体系建构的努力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摆脱理论贫弱状态，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这是我过去的一个基本看法。但王彬彬对《反抗绝望》一书涉嫌抄袭的指证，却打破了我的这种成见，促使我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汪著的成就与缺失，对学术规范与学术价值之间的关系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王彬彬的偏颇之处

无可避讳，当下讨论《反抗绝望》一书，首先需要辨别的就是该书是否涉嫌抄袭的问题。

从王彬彬一文所举例证来看，汪著涉嫌抄袭的部分似乎并不很多，有些地方似乎也比较难以定性。如他所举的第一个“《反抗绝望》剽袭《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的例证，就“在中间部分做了一个注释，提示读者‘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王彬彬语），按照王彬彬的观点，“当用‘参见’做注释时，就表明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就表明自己的论述不是对那个作者的‘引用’，而只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他认为“不加冒号、不加引号，只做一个让人‘参见’某书某文的注释”的做法，也是一种抄袭，而且是“掩耳盗铃式”的剽袭，“这是汪晖在《反抗绝望》中用得最多的剽袭方法”。

但有些论者对此并不认同，如当代中国文化网上发表的钟彪《学术“私律”与“莫须有”》一文，就从陈来、罗志田、陈平原的三本书中找了6个例证，用以证明如下观点：“目前‘参见’等词的习惯用法，既可以表示直接引用，也可以表示间接引用，还可以表示王彬彬所说的‘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的独立论述。”对此说法，笔者深表赞同，也觉得王彬彬对“参见”式注释的界定比较狭隘，有以偏概全之虞。

但若撇开对“参见”式注释的学究式争论，回到是否涉嫌抄袭的问题上来，将汪著《反抗绝望》中的“参见”式注释与钟文中列举的几个例证相比较，就会发现一些实质性的区别。如钟彪文中所举的陈来一书的两个例证和罗志田一书的两个例证，都在正文中明确指出了引文的来源，文中的“学者”、“童书业”、“梁启超”、“章太炎”与注释中的“杨向时”、“童书业”、“梁启超”、“章太炎”都构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根本不会使人产生任何知识产权归属方面的疑惑，而取自陈平原一书的两个“参阅”式注释”，则近乎钟文所说的第三类，其中有陈平原自己的发挥和他所参考的资料的出处，注释与正文之间的对应虽不如上述四例整饬，但其对应关系还是易于辨识的。那么，汪著中的参见式注释与正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对应关系呢？

【声音】

◎钟 彪（网络作者）

在王彬彬批评汪晖、强调“学风”的时候，他只是通过自己的词语释义就确定了一条分辨是否“抄袭与剽窃”的学术规范，而从目前已有的学术规范来看，并无王彬彬这种将部分“参见”式注释视为抄袭的明确规定或者惯例。就此而言，究竟是谁的“学风”有问题呢？

在王彬彬所指出的例子中，的确存在三处脱注现象，但它们都紧邻“参见”式注释。这三处脱注是作者的疏失，日后修订《反抗绝望》时可以补充完善。疏失和剽窃，是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

（当代文化研究网，3月24日）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反抗绝望》可能确实在引文等方面存在不够规范的问题，但这不能简单称之为剽窃。这需要考虑到当年的学术规范远不如现在严格，在当时看来，只要大致标注出你引用了哪些资料就可以，不像现在，每引用一句话都得加引号。

（《京华时报》3月25日）

◎赵京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王彬彬举的那些例子，80%属于引文、注释不规范，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不是道德层面的剽窃。这两个概念要划分清楚。他在最后举的那个例子，汪晖在书中使用了张汝伦《意义的探究》这本书的一段话，确实是有问题的。

（《京华时报》3月26日）

◎韩 东（作家）

王彬彬这人火气特别大，一贯喜欢骂人，他经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