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 如何面对“衰退的时代”

距“鸟巢”只有几百米的办公室里，阳光卫视董事长陈平和北京员工开会讨论最近要制作的节目。窗外是北京这些年来最冷的冬天。

身为董事长的陈平同时是阳光卫视《论衡》、《子夜》栏目的主持人和评论员。这两档节目也许是目前中国最长的谈话类节目，主持人和嘉宾经常连着谈几集甚至十几集才能将一个话题结束，诸多话题指向历史，分析现实，其中包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探讨。在充斥大量快餐式谈话节目的媒体环境里，这种做法实属异类。

坐到镜头前去说话，陈平说他是着急了。2007年初石油涨到每桶100多美元时，他意识到“一个世界性的，而且是工业文明衰亡的时代要到来了”。“有的人认为中国可以置身经济危机之外，我认为这是很危险的。”

2008年，当“鸟巢”上空的烟火熄灭之后，陈平觉得应该站出来说些什么了。

1987年10月在苏联顿河罗斯托夫父亲家中三代合影　图/陈平

陈平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

回家路上失踪的父亲

2009年6月，《子夜》第一季的节目里，陈平、主持人刘爽与嘉宾王康用十几集节目的长度深聊了苏维埃的兴亡。

“苏联”这个词激起陈平的复杂情感。陈平的父亲叫张琼。1955年，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工作的张琼被派往苏联列宁格勒军事科学院学习。1961年学习结束后，张琼乘火车回国，上车之前，还给家里拍了电报告知行程。陈平的母亲特意从上海赶到北京去接他，却没有见到任何人。张琼就这样消失了，此后杳无音信。

家人没有把消息告诉6岁的陈平。他偷听家人的谈话，知道父亲“失踪”了。“我几乎是在一夜之间长大的。”6岁的陈平把这件事憋在心里数年，没有让家人知道。

母亲改嫁之后，陈平跟着家人辗转各地：上海、芜湖、西安。他现在的口音南腔北调，听不出乡关何处。

1966年刚成为红卫兵时陈平还挺兴奋，但他的继父很快被打倒，他成了狗崽子。他开始反感“文革”，爬到树上摘广播喇叭。1971年他进入安徽机电学校，毕业之后做了5年工人。

1978年，跟家人回到上海的陈平成为上海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技术员。两年后，他进入上海科学学研究所——改革开放后最早成立的智囊机构之一。陈平投身于他所热衷的改革，发表文章表达思考所得。众多的年轻人参与到思想勃发时期的研究当中。陈平以上海小组召集人的身份参加了1984年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即著名的“莫干山会议”。参加会议的一些人日后为人熟知，其中包括王岐山、马凯、周其仁等。

1986年，陈平意外地收到一封寄自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信。“告知了我父亲张琼在苏联的地址，后面是大使的签名。”

陈平照这个地址给父亲寄了一封信。

1987年大年初二，他收到一封全是拉丁文的电报。他找到第二军医大学懂拉丁文的老军医帮忙翻译。老军医告诉他，这是你父亲来的电报，他希望跟你通电话。

陈平去邮局，花一天时间打通了父亲的电话。父亲想见见他。

这年7月，陈平带着家人去了苏联，见到了“失踪”20多年的父亲。此时父亲已在苏联另建家庭。陈平终于知道了父亲“失踪”多年的原因。

张琼在列宁格勒军事科学院学习期间，做出了苏联重视的重大成果。他回国时，要先到莫斯科，再坐火车到北京。在莫斯科转车的时候，苏共中央派人找他谈话。“我父亲当时在宿舍里说了一些关于‘反右’、批判彭德怀、3年自然灾害等的不同意见。这些话被人偷偷录音了。来人对他说，你要回中国去，我们就把这些录音交给中国大使馆，那你是死路一条。”

张琼被迫留下了。苏联方面专门给他建了一个张琼研究所。他活动的范围被严格限制在研究所所在的顿河罗斯托夫州。

陈平在苏联见父亲时，克格勃一直跟着他。因为儿子到来，张琼申请到去莫斯科的机会。俩人偷偷甩掉克格勃进了中国大使馆。大使为张琼恢复了国籍。30多年来，因为护照早已过期，张琼又不愿加入苏联籍，他成了一个没有国籍的苏联居民。

什么都做的中国商人

从苏联回来后，陈平参与了在安徽阜阳进行的农村改革实验。他同时是中信国际研究所的研究员。研究在1989年终止，“80年代生气勃勃的智囊时代结束了”。

1990年，心灰意冷的陈平下了“海”，在中缅边境做木材和宝石生意。时值经济萧条期，广东沿海和香港积压了大批商品，他把这些商品赊下，运往东欧售卖，获利不菲。那些年他跑了很多东欧国家：苏联、波兰、捷克、匈牙利……

“国际倒爷”的生涯让陈平获得了第一桶金。

彼时美国经济同样不好，陈平的业务拓展至美国。经人介绍，他认识了洛克菲勒的女儿，与其合作在北京投资一个生态化肥项目。由于技术原因，这个项目没有成功，陈平赔给她几十万美元，“当时对我来说是很大一笔钱”。

阳光卫视只是陈平被迫接手的项目，“完全是一不小心被套进去了”。

这些年他做了各种生意。“香港第一个DVD9的生产线是我做的，不太成功，卖给别人了。还做过教育网、托福和GRE的代理、中华读书网等等。电子产业一直在做。这是中国商人的通病，什么都做。”除了实业，陈平主要做一些投资，现在他非常关注的是基于云计算的媒体技术，他的企业在这方面获得了很大发展。

他办公室的冰箱里放着水和饮料，那是给客人准备的。他自己则用一个很旧的普通杯子喝水，“用了十几年了”。他拍了拍坐着的沙发，“这个也用了十几年了。”

2005年陈平入选过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以6亿人民币身家排行第312位。当年和他并列第312位的还有史玉柱、求伯君等人。“那是根据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推算的，今天股票涨了明天股票跌了，那我怎么算呢？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

他朋友说他对7位数以下的数字没概念。“这不是说我很有钱。人不能没有财富，但你要理解财富是服务于人的，而不是人服务于财富。我写过几句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享之有度，用之有理。财富是工具，目的是要追求人生的价值。”

人生的价值在哪里呢？“在技术产业上，做一些技术创新的大胆设想是我的一个乐趣。”陈平说，“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探索也是我的乐趣。”

我希望大家形成改良的共识

人物周刊：为什么要自己做主持人？

陈平：我感到着急。奥运一过我就想表达自己的观点，找不到合适的主持人，所以自己上了。我认识到这次危机是工业文明由盛到衰的危机，是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的巨大的历史转折的过程，会很痛苦。而我们中国人的政治和社会体制还是和现代的工业文明不太适应的。经济生活方面，机会不平等，财富分配不公正。这样的话，一旦失去外需市场，内需是拉不起来的。

人物周刊：你所理解的“内需”是怎样的？

陈平：内需分为民需和官需。官需已经太旺盛了，到了挥霍浪费的程度。而民需30年来是在缩小的。我们的体制和经济的改革没有同步。我有两个呼吁：一个是还权于民、还财于民，拉动内需；另一个是要跨越式地走上生态文明的道路。

我觉得这些东西得通过对话告诉大家。节目请来的嘉宾，从社会上的标签来说，左的右的我都找了。

人物周刊：你预期产生什么效果？

陈平：我希望大家通过谈话形成一种改良的共识。改良比动乱的代价要小得多。不走向民主，得利者会保不住自己的利；失利者会走向极端。中华文明很悠久，但我们平均200年左右来一次大的毁灭，王朝更替，人口减半，200年来形成的文化被扫荡。如果说社会进步是螺旋形上升的，中国社会的发展就是螺旋形而不上升的。

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

人物周刊：你如何理解目前的经济危机？

陈平：一个不循环的、依靠消耗不可再生资源的社会，一定是阶段性的，不可能持久。这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所以哥本哈根会议会形成这么大反响。

我们要走出工业文明，走向新型的、科学的、可持续的循环经济。我们过去以为自己超越了自然生态，可以主导自然。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国进民退”现象？

陈平：政治权力垄断必然导致经济权力垄断，就像国企迅速做大。国企以前好像有很高效率，这都是错觉。都有这么高效率的话，30年前我们就没必要改革了。

现在很多人把“国进民退”看成理所当然。国企领导认为自己很有本事，他不承认这是垄断。“国进民退”使社会生产力提高了吗？西方社会尚且反垄断，知道大了不行，何况是政企不分的垄断？这是对国民生活的挤压，对国家竞争力的伤害。

人物周刊：伤害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陈平：现在为什么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为什么巨大的信贷会转变成为资产泡沫，而实体经济在走下坡路？首先要有平等的机会，才会有一批批人才去创业，才会有企业的发展，才会有大量就业，才会有许多创新，才会形成企业竞争力，最后发展成为国家的竞争力。

如果政企合一的模式是创新，那我们30年前的改革就错了。30年前的改革就是国退民进。很多人忘了30年前我们说的是什么口号，嘴里天天讲的是什么东西。我们讲的是“放权让利”，现在怎么变成了“收权抢利”？

人物周刊：恰好你有电视台，就上去说了？

陈平：我们是非官方媒体，我觉得我在尽我的社会责任，通过非官方的身份起到一些政府和执政党未必能有的作用：跟社会沟通，形成社会共识，呼吁社会理性、社会改良。以前常说媒体是喉舌，只有喉舌不是什么好事。这个房间里只有我的喉舌，意味着我就没有耳目了，对不对？耳目是干什么的，不是听自己看自己，是听别人看别人啊。你把所有人都变成你的喉舌，自己就失聪了。失聪多可怕啊！

有责任的媒体商业上也可以成功

人物周刊：过去的动荡岁月对你的性格有怎样的影响？

陈平：起起伏伏太多了，内心比较坚强。动荡的生活会让人深刻地思考人的命运。看过那么多动荡岁月，把财富看得那么重要是很可笑的。

人物周刊：为什么选择经商？

陈平：要成为独立的思想者，就要有独立的经济能力。这是我当初经商的目的。

人物周刊：经商对你有什么改变？

陈平：经商能理解人性。你必须承认人性是自私的，而自私本身是天经地义的，生命体是利己的，利己才能生存。但因为人是社会群体性生物，又必须是利他的，一切人类生活与价值判断，都是在利己与利他之间不断选择。

人物周刊：做过房地产吗？

陈平：很早以前做过，发现那个领域太黑就不做了。何必呢，人是不能离开利，但不能把生死交给利。本来钱是为人服务的，现在人为钱服务了。

人物周刊：你说过，我们现在更应该注重政治经济学，而不只是经济学。

陈平：过去30年中，我们把西方经济学弄成了显学，这是错误的。西方经济学实际上是在一个社会制度架构符合普世价值的情况下，在技术层面的一个解析。中国是转型社会，更多需要的是社会制度层面的东西，直接把西方经济学搬来，导致我们的社会有很多畸形的东西。

人物周刊：阳光卫视能盈利吗？

陈平：实际上阳光卫视这样的做法很难盈利。2005年之前，阳光卫视基本上是西方人文历史纪录片的播放平台。2005年我们接手以后，增加了一些中国的纪录片和人文历史专题片。2008年增加了言论节目和《阳光书坊》。我想把阳光卫视调整成真正面对全球华人的、比较严肃的历史人文和政经评论的电视媒体，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过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我是真的希望把媒体做成功，做成既对社会负责任，又能在商业上成功。

人物周刊：这些年在阳光卫视有什么收获？

陈平：最大的收获是通过这么多年的思考，包括跟嘉宾的对话，能够正面地、理性地看待我们的历史了。自己活得明明白白，而且对自己归属的这个时代明明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