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把我说得太好了” 季羡林的世纪

对时势的推移来说，每一个人的心都是一面镜子。我的心当然也不会例外。我自认为是一个颇为敏感的人，我这一面心镜，虽不能说纤毫毕现，然确实并不迟钝。我相信，我的镜子照出了二十世纪长达九十年的真实情况，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我活了九十多岁，平生播迁颇多，适应环境的能力因而也颇强，不管多么陌生的环境，我几乎立刻就能适应。现在住进病房，就好像到了家一样。”幽居在医院的老人季羡林曾说。

2003年开始，季羡林住到北京301医院，每年接近生日的时候，温家宝都会去看望季羡林。

2008年8月2日，温家宝第五次去医院看望季羡林，提前给他祝寿，那是汶川大地震之后。温家宝引用恩格斯的话：“我们这个国家几千年，灾难总是和文明进步伴随在一起。一个民族经历一场巨大的灾难，总是会由民族的进步来补偿。”

季羡林说：“治乱世易，治盛世难。”

季羡林晚年的《病榻杂记》中谈论最多的就是疾病和死亡，他曾把江淹的《恨赋》的最后两句“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改为“自古皆有死，何必饮恨而吞声” 　图/王天天/CFP

2009年7月11日，清晨8时50分左右，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

络绎不绝的悼念者出现在北京大学的灵堂。季羡林在朗润园的旧居也成为人们凭吊的地方。“再有25天，就是他98岁的生日。我们都在为他准备祝寿。”学者张光璘曾跟随季羡林二十多年，2003年，由张光璘著述的传记《季羡林先生》出版。12日下午，他同季羡林生前的学生和弟子们一道去设置在北京大学的季羡林的灵堂吊唁。

在北大，季羡林永远是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圆口布鞋，出门时提着一个上世纪50年代生产的人造革旧书包。从外貌看，他像工友，又像老农，就是不像学者。

张光璘熟悉季羡林的家，那个家以“陈旧”闻名：水泥地，大白墙，没有任何装修，完全是上世纪50年代普通民居的样子。家具都是学校发的，既旧且破。没有客厅，待客就在大间的卧室里。卧室南面并排放着两张单人床，是老祖（季羡林的婶母）和妻子睡的，占去了半间屋子。北面放一张旧八仙桌和三把破旧的椅子，既是餐桌又是客人坐的地方。季羡林自己住在较小的房间里，屋里除了一床、一桌、一椅外，便是书，从地面一直堆到天花板。

就在这里，季羡林度过了他作为思想者的半生时光。“季羡林先生的去世，我觉得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20世纪老知识分子的时代结束了。任继愈先生也去世了。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所剩无几。他们所代表的思想、文化、道德和境界也将成为历史。他们走完了自己的道路，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是和他们完全不同的一代人。”张光璘说。

●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系，师从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选修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

●1934年获得清华大学文学学士学位，任山东济南中学高中语文教师。

●1935年，被德国哥廷根大学录取，从梵文权威恩斯特·瓦尔德施米特学梵文、巴利文和佛学。

●1937年，开始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

●1941年，获博士学位。从西克学吐火罗语、《十王子传》、《大疏》、《梨俱吠陀》。

●1946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担任东方语言文学系副教授一周后升为正教授，并兼任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73年-1977年翻译完成《罗摩衍那》。

●1978年复出，续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

●1984年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

●2004年,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2004（甲申）年9月在北京举行“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五位发起人领衔、七十二名文化人士共同签署的《甲申文化宣言》于会后发布。该宣言强调全球化日益深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