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周光召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曾写道,周光召“视野宽阔,影响力深远……是一个完美的儒家思想践行者”。
不少青年科研工作者第一次见到他,难免有些拘谨。他总是笑着说,“不必客气,叫我光召”。
责任编辑:钱炜
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会议,曾每年轮流在中美两国召开。1986年之后,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每次都担任中方主席并亲自参会。外方主席仅是美国能源部主管高能基础研究方面的负责人。外事部门中有人觉得周光召级别过高,但他自己却不以为然,“这是一个科学性很强,又很重要的中美科学方面的合作,不能用级别高低来对待”。
这是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原副主任柳怀祖在一篇文章里记叙的细节。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尽管周光召的一生担任了许多职务,扮演了多个角色,但他的底色,始终是一名科学家。
在更多普通人的心目中,周光召是“两弹一星”元勋。他还是科研人员心目中的中国科技事业领航者与战略科学家。业内多位人士评价,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周光召让中国科学界少走弯路,努力行驶在正确的航向上。
2024年8月17日晚,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原院长、“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周光召院士,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中国科学院原党组副书记郭传杰在悼文中写道,“光召先生的一生,科学成就傲世、领导业绩闻达、为人堪称典范。我们任何人,在这三者之中做到了一件,应属了不起的人生。”
柳怀祖说,周光召生性温和,是位儒者。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也曾评价周光召,“视野宽阔,影响力深远……是一个完美的儒家思想践行者”。
“不必客气,叫我光召”
柳怀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1970年代,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先后回国,都曾数次问起周光召的情况。这是因为,“在进入核物理领域之前,光召在学术上也是很有造诣的”。
时间回到1957年,28岁的北京大学物理系讲师周光召,被选拔赴苏联杜布纳联合核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物理的研究。他很快展露天赋,在苏联期间,发表了33篇论文,两次获得研究所科研奖金。
杨振宁曾撰文写道,“我第一次知道周光召这个名字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那时候美国所有高能物理领域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中国年轻的研究员,是当时最杰出的、最有新思想的一个物理学家。周光召那时候发表过的好几篇文章我都曾仔细研究过”。
但周光召没能继续自己的基础研究事业。1960年,他回国进入原子弹研究的核心部门,担任二机部九院理论部第一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贺贤土那时刚毕业,分配到理论部。他撰文回忆,尽管周光召以前研究基本粒子,与核武器物理完全不同,但因基本功深厚,很快入行。在给新分配的大学生补课时,周光召不用讲稿,在黑板上推导公式,讲解清楚,使人能很快抓住要点。
1961年至1962年初,原子弹设计一度陷入困境。理论计算表明,炸药爆炸后内爆产生的压力总是小于苏联留下的数据。一连9次反复计算都是如此。周光召从炸药能量利用率着手,求出炸药所做的最大功,证明苏联的数据是错误的,结束了将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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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星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