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理由

★2008年年度好书（非虚构类）主题书评

我心目中的好书是“三有”：有思想有知识有现实意义。用这个充满偏见的尺子去衡量近30年出的书，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1980年代的书可以说是“三有”，1990年代是一有二无（有知识无思想无现实意义），新世纪的书干脆“三无”。如果有哪位读书人问我从“三有”变成“三无”的原因，我就请他自己掌嘴。为什么？因为他明知故问。当然，这一结论，说的是主流，是极而言之，挂万漏一势所难免。比方说，徐贲的这本书，就是当今之世偶尔出现的“三有”。

徐贲估计，此书只有几百个读者。这种悲观情绪要不得，他应该看到成绩，看到光明，首先为“偶尔”浮一大白。然后为拙文再浮一白。

在坏的制度下，好人同样会作恶

近两年，我一直在采访老电影人。所有的被访者，无论是编导演，还是处局长，在当年的政治运动中都挨过整也都整过别人。谈到这种彼此互整的时候，我总忍不住问他们一个很蠢的问题：“为什么你们会彼此上纲上线到那么离奇的地步？你们相信扣在对方头上的帽子吗？”受访者往往这样回答我：“那时候，不上纲上线就过不了关。你给别人扣的帽子越大，才越说明你进步。”

一些老电影人把他们撰写的回忆录送给我，其中文先生的回忆录最有史料价值——书后附录了1957年反右时7次批判会的发言记录。在这些批判者中，有不少是我敬重的老前辈。于是我又冒了傻气，问文先生：“您改正之后回到了原单位，当年那些整您的人给您道过歉吗？”“人家干吗要道歉？是组织让他们干的。要是换了我，我也不会道歉！”这是文先生的回答。

这些老电影人给我留下两个疑问，第一，是什么力量使人们为了过关、为了进步说谎？第二，组织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它能把人弄得失去常识和理性？

徐贲在书里讲了1961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伦的一个著名实验，这个实验至少给我提供了一半答案。

实验分几个步骤。第一步，海招参与者前来耶鲁大学协助一“科学实验”。年龄从20岁到50岁，教育程度从小学到博士。第二步，主持方告诉选定的40名参考者，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招来的人将作为“老师”，教导他的“学生”。师生分处两个房间里，彼此看不见对方，但能听到相互的声音。第三步，主持方给老师发了考试卷，并宣布实验规则：他们每个人的手边都有一个电击控制器，控制器分十个档次，最低是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