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孤儿　民间救助路径五年审视

集中办学和孤儿院模式效果不彰，分散领养助养现实碰壁

救助资源分配不均，滋生“产业化”和“麦当劳化”风险

心理救助严重不足，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发展问题亟需重视

出局的，坚守的

2003年，中原地区庞大的艾滋孤儿群体始进入公众视野，伴随着媒体的聚焦，各种救助组织雨后春笋般涌现。

五年的救助实践表明，不少当年一度火热的救助模式，难以长期维继，有些已悄然出局。

“我最遗憾的是被迫放弃了艾滋孤儿一线救助工作。”11月25日，曾经的东珍艾滋孤儿项目负责人李丹对本报记者说，“很多人都知道我多次被打的经历。”

东珍孤儿学校2003年底在一个寺庙里起步，李丹带领几个大学生志愿者集中收养了二十多个孤儿，每天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彼时一起出现的还包括“关爱之家”“阳光家园”等孤儿集中救助机构。然而在短暂的热闹后，东珍即面临困顿。因达不到政府教育部门规定的办学条件，一度关门，后整顿又开，支撑一年多后终于2004年被取缔。

相关人士认为，东珍项目在经历了财务危机、内部矛盾分化的动荡后，过于理想主义不够务实以及与政府关系处理不当的弊病导致了救助危机。

学校解散后，当年20个孤儿被并入了政府公办性质的“阳光家园”孤儿院，而东珍项目也被迫转为吸收外界捐款由志愿者到孤儿家庭发放学费的模式。

多位从事艾滋救助事业人士认为，在疫区建立特别为艾滋遗孤而设的学校或孤儿院模式效果并不理想。一则建院办校耗费时日，孩子等不了，而办学需要经验。“凭什么自信自己提供的教育质量有望超过现有的学校教育体系？”香港智行基金会主席杜聪说，“如办得不专业反而害了孩子。”

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一直竭力反对此种模式，她认为，孩子在这样封闭式、特殊的环境下成长，形同“监狱”，孩子容易在那里分帮分派，称兄道弟，不能完成社会化的过程，长大后难以融入社会，甚至会产生种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