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中间道路”：东亚政治发展启示——于建嵘对话毛里和子

■技术官僚阶层已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有自己的利益追求，民众对他们缺乏信任。

■经济变化会带动政治结构的改变，这是东亚模式发展的结论。

■中国很可能会选择一种介于强化威权主义和走向民主化二者之间的中间道路。 

毛里和子 （KazukoMori），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与经济学院教授，日本当代中国研究会会长。

于建嵘，中国社科院教授。 

三元结构：政治利益与政治责任的分离

于建嵘：您是日本国内中国问题研究的领军人物，出版了《现在中国的结构变动》一书。这本书对中国现实问题进行了大胆剖析，以您为代表的一批日本学者运用了“结构变动”的实证分析方法来研究现代中国。

毛里和子：研究中国问题时会发现很多结构，比如，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等。

现代中国的结构是变动的，从二元结构变成了当前的三元结构。比如说，原来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结构，变成现在的既有农村又有城市，而且二者中间还出现了许多半城市半农村的地区；农民和城市居民这两种结构中间也慢慢出现了一个流动的农民工群体，这些都是中国正在从二元结构走向三元结构过程的明显例证，整个中国正在从二元结构走向三元结构。

于建嵘：中国原有的较明确的社会结构的确发生了某些变化，但是否由“二元结构”转向“三元结构”则有争议。在有些中国学者看来，如果按照国家与社会这两个基本架构来看，中国的现状是只有国家而没有社会。比如，虽然现在中国有一个很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都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他们并不具有一个阶层的政治特性，没有一个阶层的思想意识，更没有阶层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方式。这种状况正是中国社会碎片化的重要表现。因为，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尤其是经历“文革”，中国的公民社会就已经被彻底破坏了。市场经济加大了这种碎片化倾向。

目前的中国，在经济上存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二元结构，在文化上也是各种主义和思想共存的多元状况，但在政治权力上则是一元结构。形象地说，就是一个高度理性和强大的执政集团，一群紧跟在执政集团后面跑的已经碎片化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更大规模的是更加碎片化了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阶层。

毛里和子：您这种根据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提出来的有关中国目前社会结构的观点，有它的道理。但如果从具体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来区分，中国的社会结构要复杂得多。

以政治结构为例，我认为，以前的二元论结构中只有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