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上的世俗性,对他理想的坚持是个帮助
司马迁和班固正如林黛玉和薛宝钗,司马迁很多东西不是算计之后写的,而是被感情驱动之后写出来的。班固好像达到了一个高度,很多东西的写法,分寸拿捏得特别好,给人感觉又是很自然很真诚的。
(本文首发于2020年12月10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刘悠翔
司马迁的墓位于陕西省韩城市南乡芝川镇南的一处高岗上,作家刘勃没有前往拜谒的想法。写作《司马迁的记忆之野》时,他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当地流传着许多“稀奇古怪不靠谱的传说”。
司马迁本人对家乡的态度似乎也颇为微妙——一直到53岁写《报任安书》时,他仍然悲哀于来自家乡的非议:“仆以口语遭遇此祸,重为乡党戮笑。”
《司马迁的记忆之野》是刘勃“历史三部曲”的终章,前两部《失败者的春秋》和《战国歧途》写的是新旧历史时代的更替。新书则通过司马迁和《史记》的视角透视汉武帝的时代。
此书源于刘勃2018年8月发表在《南方周末·评论版》的文章《汉武帝时代对后世中国的意义》,2019年11月,撰写司马迁小传的时候,刘勃再次燃起了描述这段历史的欲望。
“像汉武帝这么一个被高度关注的人物,这样一个被反复研究的时代,其实已经有相当成型的说法。我干脆回到司马迁的角度,从一个历史当事人的感受来写一些事情。”2020年11月28日,刘勃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元封元年(前110年),36岁的司马迁受他父亲老太史令司马谈的遗命,于黄河和洛水之间立志完成自孔子《春秋》成书四百多年来最伟大的史书。
二十多岁时,司马迁曾壮游天下,感受“大一统”的盛世社会下躁动不安、雄心勃勃的氛围,年岁愈长后,他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官场斗争、财政不堪、战争创伤……行至晚年,他愈发感受到帝国的盛世余晖,似乎无法面对这个陌生的时代。
据说,汉武帝读到司马迁所写传记后,“怒而削去之”。而《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汉武帝重用方士,迷信鬼神,却对其文治武功所述甚少,由此引发后世关于司马迁书写立场的讨论。
与《史记》记载他人清晰的命运轨迹不同,司马迁的人生以未知的结局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刘勃想起《史记·赵世家》中记载的程婴的故事,该故事似乎能表明司马迁的心迹——程婴于赵氏孤儿,正如司马迁于《史记》。
令刘勃好奇的是,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写了这样一部书。
“他认为汉武帝时代已经开始衰败”
南方周末:司马迁看到了汉武帝时代的另一面——残酷的官场斗争、激进的经济政策、战争的戕害等,那个时代却被视为盛世,它对民众的意义何在?
刘勃:普通民众的生活幸福,从来不是古代衡量“盛世”的重要指标。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汉武盛世也好,开元盛世也罢,还有清代的康乾盛世,共性还是挺突出的。国家强大,人口众多,涌现了一批极富活力和创造性的人才(康乾差一些),这就是“盛世”了。但对于老百姓来说可能都不是很好。
作为老百姓来说,可能盛世之前的那一个阶段,舒适度会相对高一点,比如文景时代相对于汉武帝时期,人们的幸福感可能要强一些。
当然我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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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邵小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