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选择和被改变的宋庄

宋庄位于北京通州区，截至2019年，宋庄内共分布34个艺术区，六千余间艺术家工作室，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家群落聚居区。 （视觉中国/图）

内蒙古人郝志强见过一些世面。他52岁了，在宋庄租了两间平房当画廊。一面墙挂油画，另一面挂国画。客人主要是生意人和政府官员。有人开着奔驰宝马来，“那是身份的象征”。也有人手拿公文包、白衬衫西裤系皮带——郝志强说，一看就是处级以上干部。

郝志强常和朋友讲一个笑话，有客人会现场指导他作画。“这里画一个太阳，叫做‘鸿运当头’。那头画一点山，再画点水，叫做‘背山靠水’。”总之，是个好寓意。开张七年，郝志强靠卖山水画，维持一年近二十万的房租和全家的生活开销。他最用心经营的油画倒是一张都没卖出去过。郝志强觉得困惑极了。

2020年7月，盛夏的北京午后，位于北京通州区宋庄镇主干道的徐宋路，热气从柏油路面升起。路口一座叫做“艺术工厂”的大门，铁皮上有大片的锈渍。几辆农用三轮车和大货车驶过，这里几乎没有人流。疫情以来，郝志强在画廊门口搭了个橙色的帐篷，卖些锅碗瓢盆和日用品。

宋庄距河北省燕郊7公里，离天安门24公里。1994年，方力钧、岳敏君、刘炜等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的中国当代艺术代表人物入驻宋庄，这里逐渐成为“先锋艺术”的代名词，《纽约时报》、BBC等国际媒体都曾做过专题报道。在漫长的二十余年里，这座位于北京东六环外的偏远小镇，是无数人追逐财富、名望、艺术价值的造梦工厂。

“2005年，北京站有一个最大的广告，叫‘投资在宋庄，落户在北京’，应该挂了整整两年。当时是怎么回事呢？你投10万块钱到宋庄办企业，就是北京户口。”宋庄二十年历史的亲历者、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杨卫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在他看来，二十年来，宋庄已迅速滑向了它的反面——打造国际知名艺术区的乌托邦愿景，已变成各种社会力量都想分一杯羹的金钱游戏。“宋庄实际上有三个：一个是本地村民的宋庄，一个是艺术家的宋庄，还有一个是潘家园式的宋庄。它是整个社会复杂形态的缩影。”

从圆明园到宋庄

71岁的栗宪庭与肖像照里一样，头发雪白，连胡子也是雪白的。6月底一个下午，在宋庄小堡村的家中，栗宪庭穿白色的棉布衫，一根接一根地抽黄鹤楼。他听力已大不如前，从不接陌生电话。但说话仍慢条斯理，声音厚重。

改革开放后文化复苏的岁月，栗宪庭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美术最为重要的中心人物，被美国作家安德鲁·所罗门称为“中国当代艺术教父”。1980年代初，他在《美术》杂志率先介绍“星星画派”，是“85美术新潮”最有力的推动者。他为“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等前卫艺术现象命名。而在新千年后，栗宪庭最为重要的工作，是一手打造了宋庄。

如今回溯过往，许多人都会提到宋庄的前身——圆明园画家村。自1980年代末期，圆明园废墟上的福缘门村和挂甲屯一带，聚集了上百名自由画家、电影人、作家、音乐人。改革开放造成社会松动，自由艺术家聚居区和“下海潮”“民工潮””商业潮”一起涌现，“它是1980年代以降所有社会潮流的一个分支。”栗宪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92年，大二学生郝志强在报纸上读到圆明园画家村的报道，毅然退学奔赴北京——放弃了他参加四年高考后考取的天津美院。那是户籍制度仍如一块铁板般尚未松动的年代，脱离体制意味着成为社会盲流，需要巨大的勇气。“我们大学毕业，国家有派遣证，最低都在大学当老师。能够把单位辞掉当自由画家，在那个年代是很少的。”

圆明园聚集了大批穷困潦倒的无业青年。“有的人找家人借钱，有人到公司打工”。郝志强靠画路牌为生。1990年代，北京街头有很多巨幅手绘路牌。他给解放军总后勤部画过，一次挣七八千元。郝志强享受一种自由纯粹的波西米亚生活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