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夜人马克斯·韦伯 | 封面人物

马克斯·韦伯（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

流感和巨人之死

1920年，慕尼黑的春天来得格外地迟。至5月下旬，天气依然阴冷，经常下着小雨。马克斯·韦伯开始咽喉沙哑，症状持续了三天，似乎有所缓解，他又开始和一位女性朋友坐在花园里闲聊。第二天早上，他开始发高烧。医生的诊断结果是支气管炎，认为是他讲课过度劳累造成的。

自1918年春，第一次世界大战已到后期，一场被后来的历史学家命名为“西班牙流感”的大流行病在军营以及往来于欧洲大陆和美洲的船只中蔓延，并在数周内传遍世界各地。据最保守的估计，病毒掠去的人数高达两千余万人，远超“一战”的总死亡人数。

发烧到第二周，韦伯的病情似乎有了好转。但到周三，他开始出现轻度的谵妄和幻觉。周四，他开始向医生强调自己身体已经康复，但有人听到他在哼唱着一首有关死亡和坟墓的曲子。

他躺在病榻上，抱怨自己的心跳越来越慢，脑子越来越小，“我下一周还要讲课呢。”和困扰他过去二十多年的疾患相比，这次得病的情形更严重。——“那时我还能思考，我还能与全能的上帝斗争。祂不能用疾病来强迫我。噢，如果这次我得的真是肺炎，那么，我就可以清算自己生命的资产负债表了。”

他咳嗽得越来越严重，高烧不退，谵妄症更严重了，不断地出现幻觉。其间，他以一种神秘的口吻庄重地宣告：“真理就是真理。”医生们想着办法把韦伯从死神那里拉回来，他气息奄奄地说：“不要再烦恼了，那样于事无补。”

6月14日当晚，韦伯完成了最后一次艰难的呼吸，安静地闭上了双眼。

在现代学术思想史上，韦伯拥有一串长长的头衔和名号：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者之一、公共行政学的创始人、法律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的开创者、比较文化研究先驱……他所研究的领域极为广泛，横跨政治、经济、法律、历史、宗教、哲学和音乐，是一位真正“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一百年过去，马克斯·韦伯仍被公认为对现代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家。

马克斯·韦伯（左）与弟弟们合影

韦伯家的男孩：在知识与信仰之间

1864年4月21日，马克斯·韦伯出生在德国中部一个名叫爱尔福特的小城。

他是老马克斯·韦伯和海伦娜的长子。老韦伯来自德国西部的一个亚麻商和纺织厂主的家族，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律师，并投身政治。1869年，他带着一家人迁居到普鲁斯王国的首都柏林。在柏林，老韦伯是一位活跃的政治人物，他属于右翼自由党，在市议会、普鲁士邦议会和帝国新国会都有席位。

母亲海伦娜是那个时代典型的资产阶级中上阶层家庭主妇，忙于操持家务，养育一个接着一个出生的孩子，还要围绕着丈夫的种种生活和社交需要忙碌，常常到“一到晚上就晕眩”的地步。

海伦娜是一位非常虔诚的新教基督徒，富有同情心和人道主义关怀，总是竭尽所能为陷于穷苦境地的人们提供帮助和救济。但是老韦伯对妻子的精神世界和宗教关切既不关心，也没有兴趣深入了解。他整日忙于他的政治事业和社交，周旋于各种会议，为竞选而奔波。回到家中，他总认为自己是家庭的核心，理所当然地享有妻子的爱、顺从和服侍的舒适。

这一对夫妻在婚姻中日渐隔阂，在很多社会问题的看法上有分歧，情感上也越来越疏远。相比父亲，韦伯和母亲的感情更为亲近，海伦娜常常亲密地称呼他为“我的长女”。日渐长大的韦伯日益同情母亲在家中的处境，对父亲的自我中心、专横越来越不满。

在柏林，老韦伯家是重要的政界社交场所——往来的有政府官员、外交官和学术界知名人士，包括狄尔泰、施密特、西贝尓等当时德国思想界的扛鼎人物。

耳濡目染之中，韦伯家的男孩子们也因此早早地对德国当时的议会、政党议题、政治人物有了很多认识和了解，尤其是大名鼎鼎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当时俾斯麦正在雄心勃勃地推动德意志统一，确立德国在欧洲的霸权。

韦伯幼年时从一次脑膜炎中侥幸存活下来，故身体一直十分赢弱。他很早就展露出在智识上的兴趣，13岁时写过论及德国历史发展和德皇、教皇地位的历史论文。

这是一个有点自负的少年，对学校里的老师缺乏衷心的尊崇，对同学们的“低下”品味也很有些看不上。在当时给就读于柏林大学的表兄的信里，14岁的韦伯对西方历史上备受推崇的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西塞罗大发微词，认为他不过是一个玩弄措辞的文人、一个低劣的政治家、一个没有责任感的演讲者。他认为西塞罗真正该做的事，是用武力消除政治阴谋，而不是向罗马元老院发表高谈阔论的三次著名的演说。

在回信中，年长六岁的表兄对这位自大的少年进行委婉地暗示：认为他不过是在拾人牙慧罢了。气得韦伯写了几封长信，为自己申辩，强调这些见解都是源自他自己的思考。

随着韦伯在智性上日渐成年，对信仰十分认真的海伦娜开始为这个早熟的长子隐隐担心。她一直没搞清他的信仰状态——他和上帝之间到底是怎么一种关系？

他极为好学，但对信仰表现出淡漠和怀疑，明显缺乏宗教热情。当海伦娜有意无意地对少年韦伯施加信仰影响，他显露出抗拒——他对布道书不感兴趣，“我注意到，那种强有力的现实主义文体完全抓住了他，使他那么专心致志。”海伦娜担忧地感慨。

按当时欧洲的基督教传统，幼儿出生后一个月时受洗礼，到13岁左右时受“坚信礼”，宣告对信仰的确证皈依。一个人只有被施坚信礼后，才能成为教会的正式教徒。

尽管缺乏宗教热情，在智性上，少年韦伯很认真地对待了这项宗教仪式——他把希伯来文学习到能够轻松阅读《旧约》原文的程度。在坚信礼上，他所得到的启示性经文是《新约·哥林多后书》中的一段内容——“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

“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圣经经文能够更好表达支配这个孩子生活的律法了。”在《韦伯传》里，韦伯的遗孀、终生伴侣玛丽安妮留下一句如此模凌两可又耐人寻味的评论。

终其一生，韦伯在宗教信仰上表现出一种徘徊于父亲和母亲之间、两头不靠的情态。

信仰上的最后一跃，要求个人放弃理性。耽于理性的韦伯很清楚自己“欠缺宗教共鸣（religiously unmusical）”，无法做到像母亲那样没有怀疑地投入到对上帝和神迹的虔信和顺服。但是，他又做不到像父亲那样心满意足于世俗的地位、成功和舒适享受，别无他求。

耐人寻味的是，韦伯终其一生把大量的学术精力投入到了宗教对人类行为和生活的影响的研究，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果。而在熟悉他为人和品格的同事、友人眼中，他对工作的严肃态度和奉献精神，举止中的庄重与情操，以及言谈中所具有的力量与洞见，都表现出强烈的宗教倾向。

  1882年，18岁的韦伯进入海德堡大学学习，延续父亲的道路攻读法律专业。这是德国最古老的精英学府，出过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一批西方思想学术巨子。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