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之三】还要多少年才能抵达河对岸

改革三十年，转轨经济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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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岸已知
河是要过的，怎么过不知道，于是要摸石头。要不要说清楚这个河是什么，不一定。为了某种原因不一定说清楚，但是我知道我要到一个彼岸去。
如果说，过去的一些说法都是过渡性的，那么，30年之后的今天至少要明确，我们就是要向市场经济转轨，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基本的制度规则。

一般制度由哪些构成？ 一般说法是一个激励机制，一个约束机制，然后一套规则。制度是什么？它是一套约束人们行为、调节人们利益关系的一套行为方式的规则。有什么制度？正式的制度，有文字、需要强制执行的制度，还有非正式的，通过文化等等体现出来的行为方式、行为约束等等。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苏联东欧改革，出现了历史上没有过的现象：人们是要从一个已经存在的计划经济向另一个已经存在了的制度——市场经济变迁。这时的制度变革是一个目标已知的变革——市场经济对人们来说是已知的。由此产生了转轨经济学。

当时的苏联东欧很明确，就是300天、500天我要回到欧洲去 （现在东欧用的词也是要回到欧洲去），就是要把自己的制度变成欧洲、美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欧美的经济顾问们都到苏联东欧去给他们出了各种方案，300天、500天转轨，目标非常明确，这儿一个轨，那儿一个轨，你转过去。

起初，中国知道不知道改革的目标呢？一般的说法是，中国不知道。如果中国不知道这个目标，那么中国的问题就不是一个转轨问题，而是制度变迁问题。

仔细想想，我们知道不知道。改革初期，经济学界、政策界花了大量的工夫研究体制改革目标的问题，研究到最后，都是做了很大的妥协。从官方文件看，最早的转轨目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中提出，当时的正式提法是向“计划经济与商品要素相结合”，大概这么一个目标转轨。但把这三十年的全过程仔细想一想，哪一步改革，包括领导人，包括学者，不是要把香港是怎么搞的、新加坡怎么搞的、美国欧洲怎么搞的拿来借鉴？然后，你一定不可能一步实现这个东西，你就做很多妥协、很多变动。但是你每一步都在参照，下一步又出了问题了（转轨的过程如果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会出现很多中间形式，中间形式每一步往前走都会遇到新的问题），每遇到新的问题又是把别人的东西拿来参照。

每一次学者研究的时候，领导人前三个问题里面其中一个问题一定是：别人怎么搞的？市场经济国家怎么搞的？国际规则是什么？你一下子实现不了，就说明你不可能一下子完成转轨，但是转轨的每一步它的目标其实是有意识无意识的存在。你的参照系是存在的，是已知的。你的信息可能不一定完全，但你多少是知道一些的。

然后再想想经典的语录“摸着石头过河”。河是要过的，怎么过不知道，于是要摸石头，但过河这件事是明确的。要不要说清楚这个河是什么，不一定。为了某种原因不一定说清楚，但是我知道我要到一个彼岸去。我知道我的体制不行，我看到世界上另一种体制的效率比我好，我要向它学，要向那个彼岸过去，这一点其实是知道的。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过河实际上已经是说明了目标是已知的，只是路径不知道。

如果说，过去的一些说法都是过渡性的，那么，30年之后的今天至少要明确，我们就是要向市场经济转轨，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基本的制度规则。

我们可以有我们的中国特色，有过去的文化、历史，有中国特殊的关于制度的一些文化、概念，我们在历史长河当中会保留下来，但是这些都不影响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基本制度（产权关系、法制、政治上的制衡和利益集团的参与）。形式可以是多样的，但是基本的制度要素必须要有——既然要转轨，就要真正在一些基本的制度问题上实现这个转轨。

在既得利益的约束下改革
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这就是中国经验。改革最重要是增量，只要开始增量，开始出现新体制，一定会逐步代替旧体制，最重要不是怎么改旧的东西，而是赶紧发展新体制。
补偿确实能够消除一部分利益冲突，会减少一部分利益的阻力，但有一些利益冲突是无法通过补偿来消除的。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不是时间快慢问题，而是对待既得利益的不同方法。就建立新体制而言，激进改革不一定就快。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当中，中间的任何一种制度形式都是不协调、不稳定的，你会发现人人对它都不满意。只要新的利益集团不构成大多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在政治上就一定是必然的。

明确了这三十年是一个转轨过程，假定知道起点、知道转向何处，需要研究的就是过程了。可以发现，转轨通常遇到两类问题，第一类是不愿意改，或者改不动；第二类是不会改，一改就乱了，不知道怎么改。用经济学语言说，转轨过程，实际是在旧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的约束和信息不完全的约束下向着一个已知的制度变迁的过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我们受两方面条件约束。一方面是旧体制的约束，旧体制怎么约束呢？通过旧体制形成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形成阻力。第二方面，每走一步都把别人的东西拿来看看，各种制度之间的关系，人们知识不足，必然产生一些混乱，这就是信息不完全的约束。

现在，通常说“解放思想”——既定意识形态阻碍了改革，要改革就要解放思想，这是大家三十年来一直说的话。

意识形态在制度经济学里是一个相对独立、但对制度有决定影响的因素。诺斯等人分析，意识形态可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它可以使人们计算自己利益时更加无私，为新的制度而奋斗。为新的制度奋斗的革命者、创新者，更少考虑自己物质的利益，他想得更多的是原则、正义、道德，是社会的公正——因为制度是公共品，它不是私人消费，它是全社会的人都要消费的。

但是中国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很强的国家，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从来没有过宗教统治，从来没有因为宗教而发起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