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少年的失控人生

暑假期间，38个抑郁症孩子和父母一起参加了公益组织举办的夏令营。 （受访者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10月31日《南方周末》）

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我国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约3000万人受到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近年来，青少年抑郁症发病率持续上升，其中的挣扎与失控却鲜为人知。

“成为抑郁症病人”是不可控的人生插曲，但对人生的影响实在又模糊——无法预测来由与尽头，急遽放大了一个人在青春期所要经历的挣扎——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文明与野蛮，理智与情感。青春期落在这些抽象概念的分野。这里一片混沌，没有路标，没有绝对正确的选择。大多数人随潮水平安地度过了，但总有人受困于此。

江俞的困境始于一个U盘。旁人眼中，这只是不可控的生活插曲：即将去学校，发现存放作业的U盘不见了。但在16岁的江俞的大脑中，难以说清的事情发生。

在这个下午，U盘的消失是一个不被容忍的错误。开始她只是急躁，随后，一个念头击垮了她——“如果我想做到的没有做到，什么都做不好，一切有什么意义？”她崩溃大哭、尖叫，把自己锁在房间，躺在黑暗中，“孤独从各个方向潮水一样涌来”。

江俞在床上躺了一个月，她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中度焦虑障碍、睡眠障碍。一年里她试过复学，很快又难以为继，休学在家。

在当下语境，抑郁不是单一病种。简单而言，抑郁的表现常见于两类，单相抑郁和双相抑郁。像江俞这样，仅有长时间心境低落的抑郁状态，而无躁狂发作，被归为单相，而双相障碍的患者，既有抑郁发作，又有轻躁狂或躁狂发作，俗称躁郁症。有研究称，在青少年儿童期发病的患者，出现双相的概率更高。

江俞的症状和经历，与多数抑郁症单相患者类似，但对于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成为抑郁症病人”成为不可控的人生插曲，但它对人生的影响实在又模糊——无法预测来由与尽头，也或许没有尽头。这急遽放大了一个人在青春期所要经历的根本挣扎——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今年夏天，我和十几个患有抑郁症的孩子聊了聊，试图理解精神疾病如何影响一个少年，而他们在公共领域鲜有话语权。

一座孤岛

2019年8月，一家北京的社会组织“渡过”在杭州富春江畔的一个度假酒店为38个抑郁症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举办夏令营。

这些孩子的故事有类似之处：突然间，一些症状出现，情绪和身体不再可控——终日的焦虑、恐惧，无尽的疲倦，遁入虚无的麻木，或是不寻常的亢奋和愤怒；往往，他们成绩跌落，不再是“乖”孩子，成为学校里的“异类”；最后休学在家。

“（在来这里前）父母说还有很多孩子跟我一样，我一直不相信。”17岁的广西男孩小凌说。

营地中的很多人，是第一次以精神疾病患者或患者家长的身份示人。东北家长胡丽曾是人民教师，15岁的外孙患病。在她的圈子里仅此一例，胡丽一度感到自己的家庭就像城市中的一座孤岛。

几十年前，至少在这些家长年轻的时候，抑郁症闻所未闻。如今，越来越多患病青少年如枯水期的水草浮出水面。“我们那届高三有6个人得抑郁症”；“我妈给我办休学的时候，教育局因为当年抑郁休学的太多，不给办”；“和原本不熟悉的女孩聊着聊着，她说，‘我进医院吃过药你怕吗？’我说，‘药好难吃啊’”……

国内至今没有青少年抑郁症发病率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但参考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数据，2017年，大约9.4%的12-17岁青少年至少有一次重性抑郁发作；这个数字在18-25岁的年龄组更高，是13.1%。

和谈论感冒不同，当我们谈论精神疾病，第一反应常常是，什么样的人会得“这样的”病？

但现实中，成绩优异的孩子会得病，普通孩子也会。无论出生在富裕家庭，还是工薪阶层。性格外向、内向，男孩或女孩。这群孩子中有星空摄影师，有留守儿童，有“带头大哥”，有人曾和老师理论把对方说哭，有人写过700万字的小说。他们的父母，有哲学教授、校长、老师、工人、商人、农民、公务员、警察、画家、银行行长、家庭主妇……

尽管医生的经验和调查数据提示，某些人得抑郁症的概率可能更高——例如有过自然灾害、欺凌、童年阴影等心理创伤的孩子，母亲孕产期抑郁、有家族遗传史的孩子，临床上女孩的数量大约是男孩的两倍。但理论上，任何人都可能患病。

“有时候甚至没有什么事件引发，家庭和谐，孩子优秀、与人相处融洽，但（孩子）突然就变得心情不好，高兴不起来。”王智雄医生告诉我。他今年37岁，是北京回龙观医院青少年儿童精神科医师。十几年间，他接触过数千个抑郁症青少年。

不可预测的病症

抑郁症发生的不可预测，是因为人类对抑郁症的了解尚浅。即使科学家也还未真正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