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要从自由主义回归古典儒学？

西安仁厚庄，25座古今中外名人铜雕竖立在街头，有中国古代的孔孟旬韩，有美国现代的史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图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年—1873年，英国经济学家、思想家、哲学家。19世纪影响力最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东方IC/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6月7日《南方周末》）

如果说儒学与自由主义思潮也有相近之处，那就是它的创始人孔子与承续人孟子，都致力于淡去神，凸显人。

关于个人与社群的关系，近二三十年海内外争论甚多。我在这些议题上没有下过功夫，并不着意关心各种见解在理论上是否圆熟的问题。我关切的是现实。我们显然已经无法无视现实世界的种种乱象：人与人的关系，正在迅速地蜕变为利欲关系、“互市”关系；国与国的关系，为极端的“民族利益”所驱动，且不说原先侵害过别国杀害过千千万万民众的，没有丝毫的忏悔意识，原先受过别国全力帮助才使自己的国家获得独立的，没有感恩之心，即便像一贯以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为标榜，曾经赢得许多赞誉的，像美国，也不再保留原有的包装，而在全球每一角落为“美国利益”而斗争。

很多时候，现代社会变得再也不大讲求道德、道义，更不要说持守信仰了。

自由主义：从霍布斯、洛克到卢梭

现代社会何以会蜕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不得不追溯到始创于十七世纪的它的理论源头——尽管这些源头流出来的信息也曾经为我们所看重，而且，在后来的三个世纪也有所变迁，但是从源出处讲起会使问题变得更加清晰。更何况是，现代社会的体制，现代人崇尚的认知方式与价值意识，都是那个时代奠基的。

在霍布斯的名著《利维坦》里，上帝创世造人的观念隐退了，被凸显的是不分男女老少远近亲疏的每个个人；每个个人在“自然状态”中获得的权利具有绝对性；为保卫权利，每个个人与他人只能处于战争状态中。

然后，为了避免因战争而“不可能完全活完自然通常许可人们生活的时间”，每个个人不得不作出权利转让。依霍布斯的看法，公共权力机构的产生出于每个个人权利的转让。每个个人之所以同意把权利让出，是因为他意识到唯有这样，他才可以生存。就是说，公共机构乃至国家的建立不是来自神的旨意，而仅源于每个个人理性的考量；而每个个人转让权利使公共机构——国家得以建立，其目的也在“为了某种对自己的好处”。这意味着，这种权力机构与个人的关系是外在的，对每个个人来说是工具性与功利性的。

就这样，霍布斯开了把每个个人与神分离开来同时也与族群分离开来予以单一化与同一化，且把每个个人权利绝对化和把公共机构契约化的先河。然而，霍布斯是极其矛盾的。在他提议每个个人把权利转让出去建立公共权力机构之后，竟然以君主集权制为所尚。在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府统治下，每个个人的权利怎么还可能得到绝对的保障呢？

还是稍后的洛克想得妥贴。洛克不认为人的自然状态为战争状态。他在《政府论》下篇中，不认同霍布斯的“人与人的战争状态”说与处理方法上的君主专制论，他把“自然状态”赞美为“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

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个人生来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