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上的鲍勃·迪伦

鲍勃·迪伦（漫画）（视觉中国/图）

鲍勃·迪伦对民间文学史尤其是英美民歌歌词传统的挖掘、借鉴、发挥，充满了经典意义和启发性，深具知识分子的自觉，大大开拓了诗歌的领土。但是同时，他又不是僵化的知识分子，在他一骑绝尘而去的身影背后，一路洒下了精英的呆子们已经被捆死的潇洒的灵感，喷薄着来自穷街陋巷、旷野大地的生命原力和腾腾热气。

这篇文章最初有个标题，“文学不是你们家的，鲍勃·迪伦不是我们家的”，其时有感于腾讯采写的中国文学界对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反响而命名。一批中国作家，在基本上没读过迪伦作品的前提下，就能喷发出那么多意见，说明了我们这个文明时代迷失的深度。

从这个案例已经可以清晰看出，改变今天我们的生活准则、见闻习惯，极为必要。阅读，通过权威渠道、有效信源、学术遴选机制而非刷屏转发，极为重要。一个基本上以传言为信息方式的新野蛮时代，正在跟我们眉来眼去、勾肩搭背、打得火热，耗散人类的认知力，加大信息的成本，消解生命的真实意义。

一个24小时都是新闻的世界，就是一座地狱——这是鲍勃·迪伦说的。一个随时随地、24小时都是手机客户端的世界，是十八层地狱，这是我感受到的。

我读鲍勃·迪伦不多。认真读过的，受当年渠道所限，1960年代有一部分，另有1975年专辑《路上的血迹》（Blood on the Tracks）、1979年专辑《慢车开来》（Slow Train Coming）的一部分，1985年专辑《帝国滑稽剧》（Empire Burlesque）、1990年专辑《红色天空下》（Under the Red Sky）的全部。这之后，迪伦继续发表作品，2000年代和2010年代不断，但除了其2004年自传《编年史1》（Chronicles： Volume 1），我都没有认真读过。歌曲听过三百多首，但不是每首都认真对照着看了歌词。

1960年代： 接受时代命题的挑战

迪伦1960年代的诗歌，其重要性首先在于他对时代命题的担负，这时代命题之重和担负其力量之大，在人类历史上均可称为罕见。1960年代是个动荡的年代。不只美国在动荡，整个世界都在动荡。人类价值观，经历了震动、颠覆、翻转、洗礼，并通过社会思潮、社会运动、社会动乱，呈现出来。要讲清楚这个动荡，不容易，也不是此一小文章所能承受的。简单地说，人类价值观的关键部分，人类各个地区的支柱性观念，都发生了巨震，而且，巨震席卷了大众的参与。比如人生意义，社会理想，此岸和彼岸，爱国思想，世界大战尤其是核子武器所带来的人类毁灭可能，人类理智和非理性，正常和不正常，性别分界……迪伦直接承载了时代命题，写出了一系列势大力沉的词作。在展现1960年代的广度和深度上，在容纳时代信息的惊人吞吐量上，鲜有其他诗歌甚或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能与之匹敌。那里有一种似乎是非人力所及的磅礴，人见海啸只能望洋兴叹，却有异人将海啸容于胸中，再让它像大雨倾盆而下，洒向世人的头顶，迪伦1960年代的诗歌，就像是如此。

好像是民间智慧老人再生，迪伦用那样的口吻，一个说书人的口吻，那样唱，那样观时代风云变幻，看历史沧桑演化。是的，一个游吟诗人，一个野史官，一个巫师，一个预言家，那不只是他歌曲的音调，也是他的嗓音，他的诗歌口吻，是他的歌词所倾泻的乌泱泱的意象。诗歌中曾有这种担当，这种特质，比如荷马的史诗、杜甫的诗史，比如雪莱的预言，比如拜伦、惠特曼、聂鲁达甚至T.S.艾略特对大时代的担负……但随着书斋式诗人的坐大，这些东西在日益精细的现代诗歌中隐了形。现在，迪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