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起•中国留守儿童报告】从被忽视，到顶层设计 三十年两代人留守史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在一起•中国留守儿童报告】

和父母在一起，这是6100万农村留守儿童，朴实而奢侈的愿望；创造条件在一起，这是所有相关方，复杂而迫切的责任；你我在一起，全社会微小的推动，可以汇成合力。

“留守”的标签，会反噬孩子们的自我。身心健康而有创造力的儿童，才是家庭与国族的终极希望之所寄。儿童权利植根于孩子天性，更植根于成人基于人性的真实行动。

在一起，在当下。

目前中国共有6102.55万的留守儿童，长期过着没有父母相陪的“一个人”生活。而湮没在历史时光中的留守者，至少有整整一代人。

“过去一直说怎么重视，但具体到哪个部门负责，没有明确。这次明确了联席会议制度由民政部牵头，是我从事这项工作是二十几年来的第一次。”

儿童不再留守，就是要让他们与父母团聚。让父母返乡，还是让孩子随迁？学者段成荣的建议是，从制度上创造条件，让孩子跟着父母进城。

大学毕业后，黄湘洁作了一个“逆历史潮流”的选择：留在家乡湘西的老司岩千年古寨，当一名幼儿园老师。

因为孩子们需要她，因为她也曾经是留守儿童。

在短短的三十多年间，数亿中国农民自主或被迫选择进城，融入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他们割舍的，是渐渐瓦解的传统乡村，年迈的父母，还有孩子。

贵州毕节，一个西部的贫困城市，接连酿出了五名幼童闷死垃圾箱、四名留守儿童喝农药自杀等惨剧。

极端事件虽是少数，但摆在眼前的是惊人的数字。据全国妇联2013年的一项研究报告测算，目前中国共有6102.55万的留守儿童。 这个相当于英国全国人口数的巨大群体，长期过着没有父母相陪的“一个人”生活。

而湮没在历史时光中的留守者，至少有整整一代人。阻止悲剧重演，历史轮回，不仅事关国家的现代化，更事关民族的未来。

这注定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留守儿童问题不仅关乎社会福利，更是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中城乡二元割裂，地区发展差距等诸多矛盾的缩影。

2016年2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颁布，首次提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顶层设计。文件明确提出，要从源头上改变“儿童进不了城，父母回不去乡”的无奈现实，实现“到2020年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的目标。

一个月后，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说，如果再有不认真履行职责，导致农村留守儿童出现问题的，当然要问责，要视情节和后果，依法依纪追究责任。

“不要再被遗忘了”

黄湘洁的故乡在湖南老司岩，明清时期曾富贾云集的千年寨子，今天一切依旧保持地理原貌——很陡很长的石板路，村口岩壁上比谁都老的古树，还有躺在荒野中间破败的祖屋。

寂静，是最大的变化。今天的老司岩仅185户农家，685人，外出务工人员占去一半。留守儿童39名，孤儿两名。

1984年，一纸中央文件松开了乡村户籍人口“自由出入”城市的高墙。仅1989年，中国农村外出务工人数就从改革开放初期不足200万人迅速蹿到了3000万人。

即使闭塞如老司岩这样的古寨，也在错过第一波打工潮后听到了风吹草动。1992年，黄湘洁的父母双双外出务工，留下她和姐姐、弟弟三人独守家中。那年黄湘洁两岁。

“当时的乡村，穷是一种常态。”从事农村问题研究近三十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段成荣说。1984年，还是在校研究生的他跟着导师到辽宁、山东等地的农村调研，最大的体会就是农民那股想要外出谋生的深切冲动。

彼时的中国农村实行分田到户才不久，粮食价格低，还需缴纳农业税费，种地基本不挣钱，有时辛辛苦苦干一年，还赔钱。尤以1994-1996年最为严峻。

黄湘洁的父亲黄云生清楚地记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后的一两年，家里困难得揭不开锅。“要是懒一点，就吃不饱。”

而远在近千公里外的广东佛山，当时外来工已经可以拿到数倍于内地的工资。以至于农民外出务工，都被中西部地区政府视为一件大事拿到办公桌上讨论。

1992年，段成荣到内蒙古去考察，当地县市官员告诉他，打算召集一批农民送到外面去打工，“能赚钱回来”。

四川则更有趣，大约在1980年代中后期，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后，四川普查办专门成立了劳务输出办公室，由政府推动和组织农民外出务工。后来被其他地区当作经验争相效仿。

黄云生成了全村第一个外出打工的农民，他的三个孩子也成了村里第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