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继续思想，慢慢走

2014年10月，李泽厚去华东师范大学演讲。一如30年前，他仍是中国的学术明星。所到之处，观者涌满走廊。没有人不想了解这个隐居美国多年的思想导师，最近的动态、新的思考。——这部分是我加的。

2014年，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李泽厚也出了新书《回应桑德尔及其他》，新见迭出。多次采访李先生，与他已相熟，我便给他写了一封长信，问他对范曾等人流传广泛的诗作的看法，以及他之所以关注公正问题是否是因为中国到了必须正视公正问题的时候了。

2014年，李泽厚84岁了。

80岁那一年，他用两句话总结自己的心境：惜彼春华，仓惶避豺虎；抚今秋暮，白眼看鸡虫。并自注：豺虎者，反右、文革也。

“谁是鸡虫？”我问。

“泛指。自以为了不起的那些人，而且主要是指学界。”他答。

李泽厚旅居美国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里，他每年都回国居住三四个月。

朋友和学生大多知道他这个规律，他回国后，大家都喜欢找他聊天。他不喜欢开会，不喜欢演讲，但乐意与朋友和学生聊天，不过他又不喜欢纯粹的闲聊，他希望通过聊天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现状和知识界的动态。毕竟，他离开中国的时候，邓小平尚未发表南方谈话，他未亲历此后中国的巨变。——这部分是选用你以前稿件的。

曾在一两年，我读光了李泽厚在大陆出版的所有著作，而且不是读一遍，他的很多书，我都读了两三遍。

读李先生的书越多、越深，就越想拜谒先生。好在他每年夏秋之季都会回国住几个月，就这样，在2010年8月17日见到了李先生，在中国社科院分配给他的宿舍里。房子不大，客厅甚至有些局促。先生怕冷，时值仲夏，他在家里不开空调，穿着睡衣，身上还搭一条毛巾被。他回答了笔者提出的所有问题，末了，向他提出了一个不情之请，他在香港出版的书能否送我一套。李泽厚说，他在香港出了两本书：《告别革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他家里只有前一本，于是转身就送了我，他答应下次送我后一本。

对话录后来辗转发在《南方周末》，反响极大。李泽厚的朋友、学生看到后，也纷纷表示赞赏，李先生也很欣慰。前两年他出新书《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他还托出版社编辑征求我的意见，最终把那篇文章收进了新书的附录里。

此后，他回到美国，我就经常给他发电子邮件，请教问题。比如，我想研究清末改革是因何覆灭的，列出了李鸿章、梁启超、杨度三个研究对象，他就建议我研究李鸿章，因为李鸿章处晚清军政、外交要冲，一生务实，非他人可比。国内出了一套《李鸿章全集》，售价24000元，我向他感叹价格太高。他说，研究李鸿章也未必要读他的全集。

李先生著述宏富，包括美学、哲学、思想史三大领域，我总以为当下的中国人对他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就想与他做一次长篇对话，先生也同意了。我拟了近200个问题，发给他，他打印出来，在纸上做了简要回答。但他又觉得过于简要，还是决定暂不传真给我，待他日见面我们再详聊，哪知道直到今日，这一计划也没有完成。原因是，他的身体不好，每次回国，我打一两次电话，知道他身体染恙，就不便再致电叨扰了。

2012年我们又见过一次。那次陈明、干春松、唐文明等请先生茶叙，先生让我也去参加，他还专门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带给了我。他们聊的是儒教，这不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茶叙结束，我搀扶先生回家，路上，我才问了我感兴趣的话题。

两次面谈，他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对媒体人和企业家寄予厚望，反而看不上国内的学术界。我对国内的一些事情表现得有些急躁，他说，不要急，小步走，慢慢来。

在我看来，一个人要能称得上思想家，他的思想必须具备4个条件：原创性、体系性、现实性、历史感。以此衡评李先生，哪一条都做得非常好。以此察诸国内其他学者，往往顾此失彼，尤其是原创性，几人能够？

李慎之先生在冯友兰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发言中主张对冯友兰的思想要“接着讲、借着讲、通着讲”，我今日之悲怆，一是因为李泽厚先生多年前提出的问题中国社会仍然没有解决，二是因为尚未有本土思想家能接着李先生讲。

“人活着”是首要的问题

“幸福就是一种感觉”

记者：大家都说中国当代人缺乏信仰，信的就是钱，你觉得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李泽厚：这个没有办法。老实讲，我认为将来政治问题会成为最大的焦点，那时候是信仰问题不是大问题。

记者：也就是这个问题到时候会自然而然地解决吗？

李泽厚：很难解决，这个是个人选择。在西方，这也是个个人选择的问题，有人为自己活，有人为钱活，你也没办法。

记者：我感觉现在的中国人无论是有钱还是没钱，幸福感普遍不强，这是为什么？

李泽厚：首先，什么叫幸福？这是不清楚的。幸福就是一种感觉吧，甲认为幸福的，乙认为是不幸福的，乙认为是幸福的，甲认为不是幸福的。按理说，有空调比没有空调幸福感要好得多，但是有些人认为这个没有更好，他宁可受苦。有些宗教徒他宁可挨饿甚至鞭打自己的身体，他认为那是幸福的，得到了精神上的幸福。所以，你说的幸福是指什么幸福，是指精神幸福还是物质幸福这是个问题。精神幸福里面又分很多层面。

记者：幸福主要是指精神上的一种感觉吧？

李泽厚：那不一定。你饿的时候，你最幸福的是吃东西，也不是追求什么，所以我非常欣赏莫言讲的一段话，他吃过煤块。当年没有饭吃，我也饿过，饿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吃，我就是要吃东西，甚至吃人肉，吃死尸，有些没有死的，也要把他弄死吃。物质上的幸福，个人选择不一样，有人不需要那个幸福，有人就是追求那个幸福。精神上的幸福就更大了，有人觉得信仰上帝才幸福。幸福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我是不回答什么叫幸福，或者幸福感是什么的问题。

“谭嗣同的思想是非常矛盾的”

记者：你跟康有为很相似，他在三十岁之前就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你也是很早之前就形成了，后来也没什么大的修正。

李泽厚：当然你说完全没有发展也不是，你用心对比一下我前后出的书就能看出来。

记者:按康有为的“三世说”，太平世以后就无所谓自由不自由的问题了。如果按你的说法，中国的自由主义存在理想性，是不是可以认为，升平世才需要自由主义？

李泽厚：康有为写这段文章的时候认为当时是从据乱世进入到升平世的时代，《大同书》最重要的一章是《破家界为天民》，就是要摆脱儒家，因为当时三纲五伦把人捆死了。谭嗣同是欣赏墨家和耶教的，为什么佩服康有为，还拜康为师？因为他受了纲常之苦，受继母虐待得很厉害，但康有为的学说说服了他。孔子讲孝，重视家庭的重要性，康有为主张连家都不要了，公养公教。他当时为什么要提出破家界？就是因为当时的现实是礼教压迫人性。康有为有自由主义理想，但他比较高明、有远见，《大同书》写了但很长时间不愿出版，他怕出版以后会酿成大乱，人家把他的理论进行实践了怎么办呢？在当时，君主立宪更重要。所以，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理想社会，而是社会理想。

记者:康有为思想里有很强的自由主义的面向，人权、民主、议会等概念都是他引进的，但是否可以反过来说他是自由主义思想家？

李泽厚：我为什么认为康有为是自由主义？因为他最早提出自由主义的理念，他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源头。清末，思想界分为三派：激进派是谭嗣同，保守派是张之洞，只有康有为是自由派。康有为的思想是有系统的，谭嗣同的思想是非常矛盾的。

“企业家是现代社会真正的核心”

记者：我知道你对企业家阶层寄予很大期望，但也有人说从西方的历史来看，中产阶级的犬儒主义也是很严重的，你对中国当今企业家阶层的发展阶段怎么看？

李泽厚：我认为企业家是现代社会真正的核心、骨干力量，而不是学者。他们现在不靠近权力赚不了钱，那是没办法，但他们并不甘愿。随着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当钱的力量盖过权的力量的时候，企业家就会想，我是不是不靠权力就能做好企业呀？如果我不巴结你我也能干好，我又何必巴结你呢？

当然，历史的发展有很多偶然性，“上面”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历史发展确实有偶然性。如果崇祯不杀袁崇焕，吴三桂不引清兵入关，明朝未必灭亡。如果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不是同时死掉，光绪多活几年，清朝也未必灭亡。辛亥革命的成功也是偶然。1908年，同盟会的骨干基本上在黄花岗死尽了，革命正处在低潮期，如果慈禧太后晚死十年，辛亥革命的成功率几乎等于零。

只有一个东西是必然的，就是大家要吃饭，要生活得好一点，衣食住行是实实在在的。中国传统讲“生生之谓德”，在保证生存、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有精神世界。老板赚了钱，他自然会想，赚钱是为什么呢？我认为，“人活着”是首要的问题，离开人活着这个基础，谈善恶美丑都没意义。在人活着这个前提下，大家才会问怎么活、活在哪个境界里的问题。

（萧三匝，独立学者，著有《左右为难》）

个人简介

李泽厚,当代著名哲学家、美学家、中国思想史学家。成名于五十年代，以重实践、尚“人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卓然成家。上个世纪80年代，李泽厚不断拓展其学术论域，促引思想界在启蒙的路径上艰辛前行。90年代，李泽厚客居美国，出版了《论语今读》、《世纪新梦》等著作，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建构给予深沉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