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高仓健
他走后,医院依照他遗嘱,只告知了他生涯中最亲密的几位友人。三天后,这几位为他举行了火化密葬。整整一周,他们都坚守着他的遗愿,未作一丝透露。他们都追随高仓健的人格美学,继续与他静默相守。
责任编辑:刘小磊 袁蕾 实习生 周鑫
第一次见到高仓健,是1999年12月,在东京品川的酒店,他要了一间会客厅,从一点半谈到近五点。那天他说起他父亲,一位曾在中国东北煤矿工作的技术员:“人到了这个年纪,就会想要做些让父亲在那个世界觉得欣慰的事,我把《铁道员》的中国上映权买下来了,等你翻译好了,我就送到中国,我要专门放给宋大使看。”宋大使是1980年代初的中国驻日大使宋之光,他非常敬重宋大使。
这是一个老铁道员和他的小站在时代大潮下消逝的故事,最终却透出悲壮的美。我告诉他:这不仅是日本的往昔,也是今日中国的一幕,中国也有许多同样的父亲,我想把它翻译得让人逐渐忘记这是一个日本电影。
2006年高仓健把片子带到北京去,亲自为坐着轮椅来的宋大使放了一场,然后在北京电影学院放了两场。回国后他在信里对我说:“事前听说学生们看片子时常常失去兴趣中途退场,但这次有不少人流泪,最后响起了掌声……具体的感想,等见面时再告诉你。”
这部片子后来并未在中国上映。
高仓健感到怅然,他把在中国的放映版权和拷贝都留在中国,赠送给了张艺谋,他不期待票房收入,只期盼这部片子能在中国上映。
“老东映都在等你”
如今想来,《铁道员》的确是高仓健的最爱,他的电影美学,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集大成的体现。能如此成功,也与他的两位老合作者密切相关。
一位是前东映东京摄影所所长,《铁道员》和《萤火虫》的制作人坂上顺;一位是导演降旗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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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佳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