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事两权分立”与四人帮的覆灭

编者按：近期播出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再现了1976-1984年间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其中“粉碎‘四人帮’”一节，有这样的台词：“抓捕‘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布置下的”，引起一些讨论。总编剧龙平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华国锋在当时场合说是“毛主席生前部署”，是合理的。剧本之所以这样写，是有“红头文件”依据的。应该说，这样的解释，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但还不够透彻（大概是记者访谈这种文体的限制）。我们编发了这篇文章，供读者在了解这段历史时参考。

古代的言官一般不居主流地位，他们只能上上弹章而已。“四人帮”在所谓反修防修的大背景下，坐上了“言官”的地位，口衔天宪，言语杀人，积仇聚怨。他们的威权大于古代的言官，其实又与古代的言官一样浅根弱植，权力根基并不牢靠，所以他们的下场一定惨于历代的言官。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因癌症住入305医院，并进行第一次大手术；同月中旬，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出现明显问题，中央为他专门成立了医疗组。毛周二人的生命都已进入最后阶段，可以说，以这一个月为界，中共最高领导正式进入“最后过渡期”。

也正是在1974年的下半年，毛泽东一方面发出了著名的“三项指示”，一方面加快落实自己身后的人事布局。而这两者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的。

所谓“三项指示”，即毛泽东在1974年8月发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指示；同年11月发出的“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以及12月发出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

人事格局也是在1974年下半年逐渐敲定的：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掌握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和掌控权；邓小平、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等主导行政事务。在军事系统中，则又有自身的“言事分立”：叶剑英、邓小平、陈锡联等主导军事工作；张春桥兼任政治部主任，主导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总体来看，毛泽东设计的权力格局可称为“言事二权分立”，即“办事权”与“发言权”两权相互牵掣，类似于军队的司令员、政委的两权制。这是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布下的“理想的过渡方案”。这一格局成为毛泽东身后权力消长的基础。

那么，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与人事格局之间有什么关联呢？“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给“事官系统”的权力目标，“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是给“言官系统”的权力目标，而“安定团结”，则是意在调和“事官系统”与“言官系统”，双方和衷共济，在坚持“文革”一系列理论的前提下，搞好国民经济，携手进入自己身后的新时期。这就是所谓的“三项指示”与人事格局之间的全部内容。

一、言事两分的形成

言事两权分立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十多年反复变动后形成的。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权力的分割和制衡，他最早警惕的是政务系统权力过大。1952年底，毛泽东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错误，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成立以高岗为首的计划委员会，独立于政务院之外，一时有“经济内阁”之称，用以分割政务院的权力。1954年，高岗倒台以后，政务院升格为国务院，计委归属国务院之下。

1958年“批判反冒进”期间，毛泽东再次批评国务院的“分散主义”，“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只能有一个核心”（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p674）随后在八届五中全会期间，在书记处之下成立财经、政法、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