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公民：周云蓬

周云蓬　仇敏业/图

周云蓬

1970年出生于辽宁沈阳，九岁失明

1994年毕业于长春大学中文系

1995年到北京圆明园开始卖唱生涯

2002年创办民刊《低岸》

2003年录制专辑《沉默如谜的呼吸》

2005年出版诗集《春天责备》

2007年，出版第二张专辑《中国孩子》

    2007年，37岁的周云蓬自费发了一张专辑，还自己做经纪人、乐手、歌手和唱片推销员，在中国27个城市巡演四十余场。当这张专辑成为南方周末2007年度音乐致敬的入围作品时，周云蓬已经结束巡演，在大理晒着太阳，采集洱海涨潮、渔民出航的声音，准备着下一张专辑。
    这张专辑的名字叫《中国孩子》，但长头发、满脸胡茬的东北大汉周云蓬并不是个善于跟孩子打交道的人。因为小孩子见面总会对他说：“你把墨镜摘下来给我看看。”“九岁失明”、“盲人”对于几岁的孩子是难以理解的概念，于是见了孩子，周云蓬总想找个托词赶快躲开。
    《中国孩子》唱的是抽象的孩子，是鲁迅的《狂人日记》里“救救孩子”的“孩子”。周云蓬喜欢读鲁迅，把鲁迅当年写过的想法移植到自己的歌里唱唱，没想到竟让很多听到的人为之一震。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地笑。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周云蓬说不清楚自己写出这首歌时的心情，他只觉得“多少年沤的”郁结终于发散了。
    早在1994年克拉玛依火灾之后，周云蓬就想写一首歌，可是一直没想好。那时他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家色拉油厂做工人。这家工厂用周云蓬，只是为了免去一部分税收。周云蓬感到被骗，离开，又向一所盲童学校申请教职，校方却认为聘用非失明的教师更为合适。
    1995年，周云蓬背着吉他离家远行。父母都是沈阳铁西区工人，周云蓬的音乐启蒙就来自街头巷尾：上世纪80年代的铁西区，很多人在路灯底下弹六弦琴，唱的是邓丽君、刘文正。他15岁开始学吉他，25岁开始以街头卖唱为生。“盲人有自己的祖先。荷马、高渐离这些盲艺人都喜欢到处走，在街头唱歌。可能因为失明以后会脱离社会的流水线，成为很闲很没用的人。没用也就不会受到流水线的带动、冲击，就到处转一转，用唱歌记录时代，一辈子就过去了。”周云蓬的语句有一种诗意化的倾向。解释音乐于自己的意义时，他说：“是船。音乐可以帮助我维持经济收入，可以安身立命，也可以审美，就像船，不是大轮船，是一叶小舟，很美。”

“社会就是我研究、琢磨的一本书”

　　1996年，周云蓬在湖南卖唱时结识了来自河北的小河。今天的实验音乐人小河，当时还在重金属乐队，“歌词都是年轻人对世界的迷茫，对未来的恐惧，对准哲学的思考”。但是只比小河长5岁的周云蓬，歌却很素净很民谣，唱的是家乡和妈妈。
　　周云蓬2004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沉默如谜的呼吸》收录了他早期的作品，隐晦而挣扎，大体弥漫着庄子《逍遥游》的意境，但是笼罩不住他跟现实的纠葛：《失业者》唱的是餐厅服务员，每月包吃包住300块钱；仓库保管员,每月包吃包住500块钱；产品推销员,每月包吃包住700块钱；电脑打字员,每月包吃包住800块钱；《荡荡悠悠》唱到了我的家里还有个母亲她时时为我担心，为了她我还有一点怕死，不敢让她伤心。
　　那个阶段，周云蓬也曾试过隐居深山，结果内心反而静不下来。他重新回到人群，即使不能像别人一样正常参与社会现实生活，他也要与人群“进进出出”，他说：“做一个公民，社会就是我研究、琢磨的一本书，我看了要发言，要参与进来。哪怕人们不听我说，但是自己觉得挺好，我也有‘纸上谈兵’的‘乐趣’。”
　　他的朋友小河是个比他更入世的人。小河喜欢看报纸社会新闻，他说遗传自他那专爱趴在窗边看别人吵架的父亲。音乐让小河比他父亲多走出了一步。昨天下午三点半，家住朝阳区甘露园南里的刘老汉，从自家五楼的阳台跳了下去。老刘七十多岁，平时一个人住，很少下楼，也就是去菜市场买个菜。有个女儿偶尔来看看他。老刘跳楼的时候，用一块布包住了头，这样鲜血就不会溅出来。这首《老刘》的歌词照搬《北京晚报》的一条新闻，一条简单得不带感情色彩的新闻，却看得小河快掉眼泪。“电视天天报道战争、杀人、灾难，反而让人越来越冷漠、麻木。但是我为什么喜欢看那个东西？人为什么不能摆脱这些东西？”喜欢放纵自己直觉冲动的小河没有去追究答案，当他站在舞台上把新闻唱出来时，他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内心的平衡。
　　平日里的周云蓬看起来比小河和其他朋友都要平和、安静，他的一些想法一直“沤在心里”。2004年成都幼女李思怡被饿死案、2005年沙兰镇水灾、一桩又一桩的矿难、房价又涨了、股市又跌了……周云蓬听新闻，听街头巷尾和网上的谈论，他不在现场，也看不到人们，但是他喜欢想象：“社会运转跟我自己关系不大，我不想买房子，也没孩子，但喜欢去想一想。一百多人遇难，那该是多大的事情？传到我耳朵里，像太阳的黑子一样，微乎其微，但是那里面有多少家人的悲痛？”
　　《中国孩子》专辑是周云蓬作为一个公民的发言。他减少了隐喻和修辞，因为“事件本身已经足够”。《买房子》唱的是我要一直地还钱，我要还清这贷款；直到有一天，所有钱都还完了，头发也就白了，嘴里没有牙了；《黄金粥》唱的是黄金周黄金周，满地黄金人手一碗粥。其中最耀眼的还是《中国孩子》，2006年下半年，周云蓬揪着心写出最后两段歌词之后，长长吐了一口气。

“当我们说不出来的时候，音乐，愿你降临”
　　《中国孩子》写完之后，周云蓬就拿去北京的“无名高地”酒吧演唱。那天客人只有七八个，他还特意在最后唱这首歌，怕吓到别人。别人的反应不清楚，至少小河第一次听时，的确觉得“这歌有点狠”：“我就想自己为什么不能这么狠。其实音乐就是一个工具。能够告诉别人你还可以这样做。中国人太缺少对现实参与的精神。人还是喜欢表面安静一点，谁也别找谁的碴。所以这首歌绝对可以成为经典，能一直激励后面的人去做。”
　　周云蓬把专辑小样拿给“摩登天空”公司，问能否发行。2003年，这家独立音乐厂牌签下周云蓬，并发行了《沉默如谜的呼吸》。那张专辑卖了多少张，周云蓬并不清楚，因为公司是用5000块钱买断。2007年，摩登与周云蓬原本的合约已经到期，摩登也并没有提出与周云蓬续约，双方之间是怎样的法律关系，周云蓬也不清楚，但他还是先把小样拿给了摩登。
　　等了几个月，不见回复，周云蓬决定自己做。编曲制作，他找了长期和他一起演出的小河。小河近年给电影、话剧配乐，自己的音乐也越来越呈现出戏剧感，他决定找孩子们来给《中国孩子》配唱，为这首歌曲增加空间感和转折。
　　周云蓬的妹妹恰好在北京一个中英双语幼儿园做老师，她找来了四五个孩子。周云蓬和小河都没有告诉孩子们这首歌讲的是什么，只是让他们和着节拍呀呀学语。孩子们闹腾，一会儿要撒尿，一会儿要吃东西，当然还要摘周云蓬的墨镜。大人们也高兴，买来巧克力哄着孩子。这些有着英文名字的中国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在小河的录音室里度过了一个快乐的下午。
　　后来周云蓬给每个孩子送了一张CD，并且上面写着孩子的名字，他说：“等他们长到十五六岁，他们会反刍这个事情。”
　　十几天的时间，小河就完成了制作，周云蓬的女朋友于小雅为专辑设计了封面，在中国的最后一个“五一黄金周”，3000张《中国孩子》CD出炉。周云蓬在文字页中写道：“当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当我们说不出来的时候，音乐，愿你降临。”

“聆听比创作更值得尊敬”
　　2007年5月19日，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周云蓬开始了巡演。路费、食宿自己出，门票跟酒吧分账，七三开。大多数的门票定在15-30元之间，来的多是些年轻人。到年底，总共卖出两千多张。
　　演出是周云蓬接触社会的主要机会，台下人听他唱，他也在听台下人的反应。很多时候，舞台下有划拳聊天的，有叫嚷着要听动感舞曲的，周云蓬静静唱着悲伤的歌，觉得自己像个小丑。可是他还继续唱，为台下或许存在的一两个在听的人。
　　也有演出效果好的。6月在上海，唱到《买房子》、《中国孩子》，底下一百多人一起合唱，听得周云蓬自己都起鸡皮疙瘩。
　　7月在西安，正赶上“快乐男生”西安赛区总决赛，酒吧里好多都是“快男”的歌迷。接下来的几个月，在广东、福建的几个城市，周云蓬听到满大街都在放陈楚生的歌。
　　11月在广东韶关的南岭森林公园的演出是最让他难忘的。一个建了几十年的旧礼堂，来的都是住在林区的老人孩子，不要票。暖场是当地小学两个班的孩子无伴奏清唱。周云蓬也调整了曲目，唱了一首“小燕子，穿花衣”，只是把原本的歌词里的“我们盖起了大工厂”改成了“我们拆掉了大工厂”。他不知道孩子们是否听懂了他的歌，但是他感到孩子们是喜欢他的。唱完之后，两个五六岁的小孩羞涩地把一个绒毛小狗、一个小汽车递到他手里。从此，这两个小玩具被周云蓬随身带着。
　　那一次演出，灯光、音响都不好，可是周云蓬找到了自己作为民间、民谣歌手的感觉：“中国那么广阔，酒吧是很少的，去酒吧的人更是有限的。”他想以后有更多机会去那样的地方唱歌。
　　12月到了广州，正值克拉玛依火灾13周年纪念日前后。就在演出之前，12月6日凌晨，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煤矿发生煤矿瓦斯爆炸，105人遇难。跟上海相反，广州的演出很安静。酒吧的老板告诉听众不许打电话、不许随便走动。唱完，周云蓬对听众说：谢谢你们，耐心的聆听比创作更谦卑、更值得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