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后可能写得越来越不好在台湾“世界华文小说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演讲

我把我的演讲的题目选择为：“我的理想仅仅是想写出一部我以为好的小说来。”这是一个很长的题目，让我把它破解开来，以批评家惯常的方法，分出几个关键词进行拆解的说明。

她总是叫我“连科哥”

说我的理想，请让我说几件少年之往事。

第一件，在我小时候，小的如一只兔子刚会出窝晒太阳，一只小绵羊刚能走出羊圈寻找它爱吃的一把草——那时候，我也许是六岁或七岁，饥饿像链条般，每天都拴在我的脖子上，想要把我吊死在空中，将我的喉管勒成一根无法透气的枯枝或败草，想要把我的生命如掷铁饼的运动员，一下将它甩到狂野的坟墓边。就是这时候，我的父亲在20里外修公路的工地上，传话说让我去一趟，到他那儿有肉吃。我就在一天去找我的父亲了。我边走边问，一路谨慎，担心我找不到父亲，但却找到了丢失的门扉。然而，饥饿也是一条通道，我还是一早出门，午时到工地见到了父亲。他拍拍我的头，拉着我的小手，把我交给了工地上的炊事员。炊事员就把我领进边上的一间小屋子，给我端来大半碗煮熟的肥猪肉——那一天，工地上杀了一头猪。同时还给了我两个白馒头，然后，他把糊了窗纸的窗户关上了，把屋门从外边锁上了，不让任何人看见我藏在屋里正在偷吃肉。

我就在那一片漆黑的小屋里，狼吞虎咽，以最快的速度吃完了那大半碗肉，还又喝完了半碗完全等于是油的煮肉水。从此，我知道了猪肉是白的比红的香，肥肉似乎比瘦肉更可口。可是，在我从那间小屋出来、挺着肚子要走时，我的父亲在送我的路上问：“你全都吃完了？没有给你姐姐留一点？”——那时候，我姐姐常年生病，每天都躺在病床上。那时候，我看着父亲的目光，来自我内心对吃的、贪婪的懊悔，如同我在路上顺手捡了一样东西，结果却成了贼一样。那个周末的下午，我手里拿着父亲没舍得吃的一块熟肉，用纸包着回家时，一路上再也没有吃肉时的香美感；没有那种幸福感。我一言不发，默默走着，多年之后，今天回忆起来，还有一种无法消退的委屈和愧疚。

第二件事，是我们村里有个脱发的病人，男，小伙子，俗称是秃子。因此他一年四季头上都戴着一顶帽子。冬天戴棉帽，夏天戴一顶单布帽。天太热时，也会戴草帽。因为是秃子，因为头皮有病难看，就没人会去把他的帽子摘下来。谁突然去摘他的帽子时，他就和谁打架，并朝死里打。他敢拿起一块砖头朝对方的头上砸。因为他的头上戴的不仅是帽子，还是一种他做人的尊严和神圣。

然而，这一天，村人都端着饭碗在门口吃饭时——乡党委书记——那时不叫乡，叫公社；叫革命委员会——我们村有幸一直是公社——乡所在地——那天相当于乡党委书记的革委会主任，突然把秃子的帽子摘下来，一下抛在空中，让那帽子打着旋儿朝下落。这一下，他动着小伙子的神圣了，冒犯小伙子的尊严了。小伙子大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