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既要有效市场，又要有为政府”
林毅夫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大举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该将市场和政府的作用结合起来，并在政策建议上给出了“增长识别与协调”六大步骤。就这一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南方周末记者近期与林毅夫进行了一次对话。
责任编辑：邓瑾 助理编辑 温翠玲
编者按：刺激经济，还是不刺激？在增速放缓之时，中国经济重新站在了这个难题面前。
政府是否应该干预经济，并不只是此时此地的难题，而是几乎世界上每个国家都一直面对的问题。
从二战后迄今，能够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再变成高收入的只有两个经济体，韩国和中国台湾。下一步，中国能不能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该扮演什么角色？这是摆在高层和智囊层前面的重大课题。林毅夫教授的“有为政府”论是其中的一种声音，但也一直在争议之中。
尽管其“超越凯恩斯主义”学说在国内遭遇诸多质疑，但林毅夫仍然在温和地坚持。
成功的国家一定是既有有效的市场，又有有为的政府。有为的政府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内涵。
我现在的努力就是要让政府明白什么样的干预是对的，什么样的干预是错误的。到目前为止，成功的国家的产业政策都是“蒙”对的，但它们背后有共通的道理。
你们认为美国的干预方式是可以接受的，中国的干预方式是不可接受的。
“经济学家的使命是认识世界，然后改造世界。”
2014年4月初，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20周年大会上，名誉院长、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说。
多年以来，林致力于回答经济学的“卢卡斯之问”——“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秘密和机制到底是什么？”
为此，在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前后几年中，他先后写出了《繁荣的求索》、《新结构经济学》和《从西潮到东风》等数本著作。在书中，他引用卢卡斯教授的一句话感叹道：“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他就很难再去思考其他任何问题了。”
简而言之，林毅夫的答案是，经济增长是一个结构——包括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制度安排等不断变迁的过程，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是经济体的要素禀赋，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能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禀赋，促进产业的潜在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林毅夫称之为“新结构经济学”（New Structural Economics），并以此对现时复杂的国际经济动态变局进行新的学术概括和对策思考。
基于这一理论，他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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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韵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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